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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 Free to Say Something~
晗 尹ha scritto:
生活真奇妙~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又会想起原来高中时候的你,真是变化好大啊 哈哈哈
27 Nov.
xin zhangha scritto:
good,计量经济学,高盛,华尔街,投行,另人向往!华尔街经历了100年以来的蜕变,以后将会是什么时代?
5 Ott.
山毛榉林中的小臻子 Pennyha scritto:
上了校园网新闻头条啦,呵呵~
11 Mag.
迪ha scritto:
看到你这么充实,真替你高兴!好好珍惜国外的时光~~
4 Mag.
xian zhangha scritto:
你还哥哥哦~
8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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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Voldemort为中国金融崛起而奋斗! 10/11/2009 J.F.肯尼迪:柏林墙下的演说转自http://www.hecaitou.net 1963年6月25日,西德市政厅柏林墙前 二千年以前,最自豪的夸耀是Civita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 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展,“Lasst sie nach Berlin kommen.”(让他们到柏林看看)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我愿意我的同胞们——他们与你们远隔千里住在大西洋彼岸——说,他们为能在远方与你们共有过去十八年的经历感到莫大的骄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镇或都市被围困十八年仍葆有西柏林的这种生机、力量、希望和决心。全世界都看到,柏林墙最生动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失败。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称心如意,因为柏林墙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它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把希冀统一的一个民族分成两半。 这个城市的事实也用于整个德国——只要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欧洲真正持久的和平便绝无可能实现。经过保持和平与善意的十八年,这一代德国人终于赢得自由的权利,包括在持久和平中善所有的人民,实现家庭团聚和民族统一的权利。你们住在受到保护的一座自由之岛上,但你们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生平来临的一天;超越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这座城市获得统一,这个国家获得统一,欧洲大陆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它必将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能对这一点感到欣慰:几乎二十年时间里他们站在第一线。 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 proudest boast was "civis Romanus sum." Today, in the world of freedom, the proudest boast is "Ich bin ein Berliner." I appreciate my interpreter translating my German!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really don't understand, or say they don't, what is the great issue between the free world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There are some who say that communism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And there are some who say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we can work with the Communists.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And there are even a few who say that it is true that communism is an evil system, but it permits us to make economic progress. Lass' sie nach Berlin kommen.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Freedom has many difficulties and democracy is not perfect, but we have never had to put a wall up to keep our people in, to prevent them from leaving us. I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my countrymen, who live many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who are far distant from you, that they take the greatest pride that they have been able to share with you, even from a distance, the story of the last 18 years. I know of no town, no city, that has been besieged for 18 years that still lives with the vitality and the force, and the hop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ity of West Berlin. While the wall is the most obvious and vivid demonstration of the failure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we take no satisfaction in it, for it is, as your Mayor has said, an offense not only against history but an offense against humanity, separating families, dividing husbands and wive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dividing a people who wish to be joined together. What is true of this city is true of Germany--real, lasting peace in Europe can never be assured as long as one German out of four is denied the elementary right of free men, and that is to make a free choice. In 18 years of peace and good faith, this generation of Germans has earned the right to be free, including the right to unite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nation in lasting peace, with good will to all people. You live in a defended island of freedom, but your life is part of the main. So let me ask you as I close, to lift your eyes beyond the dangers of today, to the hopes of tomorrow, beyond the freedom merely of this city of Berlin, or your country of Germany, to the advance of freedom everywhere, beyond the wall to the day of peace with justice, beyond yourselves and ourselves to all mankind. Freedom is indivisible, and when one man is enslaved, all are not free. When all are free, then we can look forward to that day when this city will be joined as one and this country and this great Continent of Europe in a peaceful and hopeful globe. When that day finally comes, as it will, the people of West Berlin can take sober satisfaction in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in the front lines for almost two decades. All free men, wherever they may live, are citizens of Berlin, and, therefore, as a free man, I take pride in the words "Ich bin ein Berliner." 08/11/2009 Lex专栏:警惕“牛鞭效应”转自FT中文网 随着强劲的制造业数据为全球经济复苏增加了砝码,世界各国领导人脸上的笑容本周变得更加灿烂了。 在美国、英国、欧元区以及中国,重要的工厂采购经理人指数均出现显著增长。在英国,制造商利用英镑汇率低企之机实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复苏的希望,更是增加了人们的信心。不过,这种强劲趋势也带来了一种风险:如果企业不能为重新扩充的库存找到最后的买家,就会迅速削减产量,从而在2010年第一季度触发一轮双底衰退。 这种“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经济学术语,指供应链上的需求变异放大现象——译者注)很快就会在从尿布到酿酒等一系列行业显现出来。假设一家逐渐复苏的珠宝商预计手表需求为10只,并据此下了订单;批发商觉察到需求的增长,因担心库存不足,从制表商那里订购了15只手表;再接下来,制表商将这种增长解读为长期趋势,从而购入足够制作20只手表的材料。最终,每个环节都会供应过剩。与预期相反的情况开始上演,订单消失,工作岗位随之减少。而自始至终,消费者需求可能仅仅略有增长而已。 波动可能会沿着全球供应链迅速传播开来。美国的数据显示,制造商积压的订单已较去年12月的创纪录低点迅速增加。而订单积压是“牛鞭”现象的一个催化剂。 在英国,新订单创下近6年来的最高增幅,而产出也达到近两年来最高水平。亚洲各地的情形也非常类似。当然,这种增长的基数很低,但正因为此,牛鞭效应才会产生最大效果。 然而,保守派人士指出,供应商运作资金有限,是高估需求的天然障碍。而且现代供应链体系(例如沃尔玛(Walmart)的供应链)能在收银员和供应商之间,直接迅速地传递对需求的分析。但只有大公司才用得起这种成本高昂的自动化程序。大多数企业无法即时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它们可能很快就会感到受鞭打的疼痛。 译者/管婧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 信心是金?还是自欺欺人?谁能找到其中的区别?谁又能赌对下一次的危机呢? 13/10/2009 温家宝: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转自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0月11日电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温家宝 (2009年9月4日) 老师们好,今天上午,我在三十五中初二(5)班听了5堂课,中午和同学们一起吃了饭。下午和老师们座谈,听取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来了。在教师节前夕,我用整整一个上午听5堂课,一方面,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老师们的尊重;另一方面,想深入地了解一些教学的真实情况。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我首先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今天主要是听老师们的发言。为了使会议开得活泼一些,在大家发言之前,我想对上午5堂课做个点评,互相切磋。如果说的不对,请你们批评。 第一堂听的是数学课。这堂数学课主要是讲三角形全等的判定,老师讲清了概念,这非常重要,基础课必须给学生以清楚的概念。她还讲了三角形全等的四种条件,以及两边一角全等的几种情况。老师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用的是启发式教学,也就是启发同学来回答。老师在问到学生如何丈量夹角的度数时,同学们回答了好几种,比如量角器、圆规、尺子。我觉得这堂课贯穿着不仅要使学生懂得知识还要学会应用的理念。最后老师提出两边夹一角的判定方案,也就是SAS判定方案,并且举出两个实例让学生思考,一是做一个对称的风筝,这个对称的风筝实际上是两边夹一角的全等三角形;二是一个水坑要测量中间距离,水坑进不去,是应用全等三角形的概念——对应边相等,用这个概念通过全等三角形把这个边引出来。这两个例子都是联系实际教学生解决问题。所以这堂数学课概念清楚、启发教育、教会工具、联系实际,说明我们数学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改进。总的看这堂课是讲得好的,但是我也提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我觉得40分钟的课包容的量还可以大一点,就是说,一堂课只教会学生三角形全等判定,内容显得单薄了一些,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内容。 第二堂听的是语文课。老师讲的是《芦花荡》,在座的可能有不少老师讲过,我过去也读过,但今天和学生们一起读,觉得别有一番新意。缺点是开始没把作者的简要情况给同学们介绍。既然是讲《芦花荡》,作者又是孙犁,是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他曾经写过什么著作,有过什么主要经历,我觉得有必要给学生讲讲,但是老师没有讲,也许是上堂课已经讲过或下堂课要讲。孙犁是河北安平人,他一直在白洋淀一带生活,1937年参加抗日,所以他才能写出像《芦花荡》和《荷花淀》这样的文章。讲作者的经历是为了让学生知道作品源于生活。孙犁于1937年冬参加抗日工作以后,到过延安,然后陆续发表了反映冀中特别是白洋淀地区的优秀短篇小说,其中像《荷花淀》、《芦花荡》都受到好评。但我紧接着就有一个惊喜,这是我过去上学时没有过的,就是老师让学生用4分钟的时间把3300字的文章默读完,我觉得这是对学生速读的训练,是对学生能力的锻炼。她不仅要求学生专心,而且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我们常讲人要多读一点书,有些书是要精读的,也就是说不止读一遍,而要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地经常读。但有些书是可以快速翻阅的。默读是我听语文课第一次见到的一种教学方法,而且是有时间要求的。我发现学生们大多数都读完了,或许他们事先有预习,或许他们真有这个能力。紧接着老师又叫学生概括主要故事情节,这是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我以为非常重要。3300字的文章要把它概括成为3句话:护送女孩、大菱受伤、痛打鬼子。要有一定的逻辑性,要抓住文章的核心,这不容易。我上学时最大的收获在于逻辑思维训练,至今受益不浅。这种方法就是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概括能力。紧接着老师又要求学生通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来懂得写人和写事,这里既贯穿着认知,又贯穿着思考和提升。老师特别重视人物的描写,因为孙犁这篇东西用非常质朴的语言写了一个性格鲜明的抗日老人,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四个字:自尊自信,这是他人格的魅力。因为他能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镇定,当他认为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时又十分懊丧。语文教师还让学生进行了朗诵。我以为语文教学朗诵非常重要,它是培养学生口才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我们引申开来,由逻辑思维到渊博的知识到一种声情并茂的朗诵就是一篇很好的演讲,需要从小锻炼。老师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到课文的高潮时,她讲这位老人智勇双全,爱憎分明,老当益壮,点出老人的爱国情怀,然后概括出老头子最大的特点是抗战英雄,人民抗战必胜,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讲到这堂课的中心思想是要热爱祖国。这样,就把课文的内容升华了。 第三堂听的是走进研究性学习课。这是我从来没听过的课。听了课我懂了,其实是开阔学生的思维,用我们可以经常接触到的一些事情来深究科学的原理,提出问题,独立思考。这堂课老师讲的是“教室”,就是要建一座好的“教室”应具备哪些条件。学生纷纷回答,几乎我想到的他们都谈到了,从窗户到门,从隔音到节材。最后,老师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叫做你想研究什么问题——研究“教室”;怎么开展研究——研究“教室”的方方面面;和谁一起研究——老师和同学;怎样表达研究成果——把学生的经历、实践和参与结合在一起。但我坐在课堂上就在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学生们却没想到,就教室而言,建筑安全应是第一位的。学生没想到,教师也没想到。经济适用都想了,但是安全没想到,也就是说学生没有想到防震知识,这算个缺点吧?这堂课讲得还是不错的,比如教室的设备甚至深入到多媒体,投影、摄影头,节能深入到节能材料,深入到经济上的性价比。还有一点,就是老师提问时,一个学生说我喜欢岩石,想研究岩石,这个学生也可能不知道老师备课的内容是要讲“教室”,但是老师很快把他的问题扭过去了,因为这堂课不是这个主题。这里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教这堂课要求老师的知识非常渊博,学生爱好涉及的是大自然,老师讲的是“教室”,而对学生好奇的大自然应该给予积极回应。对学生的回答,老师应因势利导,问他看过多少种岩石,知道名字吗?老师就可以讲岩石的分类: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启发学生热爱岩石,从而热爱地质。(此句为温总理因将“岩浆岩”写为“火成岩”,后来专门致电新华社向读者致歉之句。)我不是让老师把原来备课的内容改变,而是因为学生想听的是大自然,老师要讲小空间,用简练的语言和提问的方式回答大自然的问题是必要的,而且并不困难。最后,老师展示了这个学校的研究成果,35中做过园林研究,做过抗紫外线的研究,做过冬小麦的研究,做过城门与城墙的研究,做过节水灌溉的研究,做过环境因素和生物的研究,还有很多学生获奖。这是一堂很好的课,但老师可以更放开一些,不要求老师是万能的,老师可以把学生提出的问题带回去思考,下次再给他们解答。 第四堂听的是地理课。老师用提问的方法,问学生暑假到过哪些地方。我真没想到学生到过那么多地方,不仅是国内,而且到过国外。我仔细翻了课本。这门课把我们过去的地理与自然地理合并了,甚至扩展到把地理、地质、气象、人文结合起来,是一本综合教材,可能现在学地理的时间要比过去少了。但是讲华北一下子我就听糊涂了,因为课本讲的既不是自然分界,又不是经济分区,也不是行政分区,华北怎么把陕西、甘肃和宁夏包括进去了?课本对中国区域划分的依据不足,无论是自然的、经济的还是历史沿革的划分都没能讲清楚,有的是错误的。此外,课本关于中国的区域差异一章就讲了中国的五大区域,即华北、青藏、沿海、港澳和台湾,这就更不全面了。我赞成把地理、地质和气候结合起来,这就如同把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一样。过去大学的地质地理系就包含这三个方面。已故的刘东生院士之所以在研究黄土高原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厚、面积最大的黄土层,这给他提供了有利的研究条件;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地理、地貌、地质和气候的关系,特别是黄土的成因以及黄土形成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得很深。我赞成编写教材时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但要把基本概念讲清楚。现在孩子们见识很广,他们到过很多地方,老师讲得也很好。课本要保持严谨规范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使学生从本质上理解地理学真正的科学内涵。 最后我听了一堂音乐课,应该说是欣赏了一堂音乐课。老师很活泼,这堂课先是播放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这堂课的主题是让世界充满爱。我对音乐是门外汉,但是我边听边感到这是一堂艺术熏陶课,对孩子是艺术的熏陶,也可以说是堂美学课。美学是什么?大概中学没开过这门课。中国研究美学有名的是朱光潜先生。美学从大的方面讲就是真善美,就是世界事物的真善美,这就是那首歌的真谛。因此听完课我就即席讲了一篇话,我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就没有一切。一堂音乐课让孩子们通过唱歌来懂得人世间的爱,懂得人世间的真善美。其次是人们的心底。孩子们都有心理活动,就是孩子们心底都有知、情、义。这就要求学生要有爱心,懂得爱父母、爱老师、爱家乡、爱祖国。在河南南阳我给学生们在黑板上题词就是三句话:爱父母,爱老师,爱南阳。我认为这是思想教育,孩子们记得清清楚楚。人最起码的爱就是这些,爱父母爱老师爱家乡,再归结起来就是爱祖国了。所以这就要求学生有爱心,懂得爱同学、爱老师、爱父母、爱家乡、爱祖国。这就要求学生有好奇心。好奇心是什么?就是追求真知。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画家。他从小就受艺术的熏陶。大家都知道李四光是地质学家,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我国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作者。钱老曾经亲口对我说,我现在的科学成就和小时候学美术、学音乐、学文学是分不开的。因此他提倡学理科、工科的也要学艺术,学艺术的也要学工科、学理科。他在被授予功勋科学家时的即席讲话说:“我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我的夫人。”他夫人蒋英是钢琴家。我对他夫人说,你的艺术对他的科学工作很有启发。追求真知,辨别真伪,寻求真理、趋善避恶,为民造福,应该是美学教育的内容。我们要求学生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就应该在这些方面都具备一定的知识,具备一定的爱好。上午听课时我也服从音乐老师的命令做了游戏,感觉和孩子们在一起非常幸福。我对孩子们说我爱你们,我祝福你们。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肯定,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学生的就学率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任继愈老先生90岁生日时,我给他送了一个花篮祝寿,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这不是感谢信,而是对教育的建议信。我坦率告诉大家,他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有一种危机感,他尖锐地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工作,他对科技没谈什么意见,他说你们做的都很好,我都赞成。然后,他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最近这次我看他,我认为是他头脑最清楚的一次,他还在讲这一点。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首相布朗作了一次科技报告,他一开始就讲,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值得自豪的。他认为应对这场危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科技,是人才和人的智慧。其实,我们的学生也是很优秀的,在各种国际比赛当中经常名列前茅,许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们出去这么多留学生,也成长了一批人才,充实了各行各业,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形势很好的时候,还要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原因。 老师们都很辛苦,特别是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老师们承担着教育的重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国家的兴衰、国家的发展系于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我曾经引用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句话,这是17世纪捷克的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讲的。俄国的化学家门捷列夫也说过:“教育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上帝也要低下至尊的头,向她致敬!”可以说,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贡献有多大,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和启迪,都凝结了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老师面前永远是学生。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人才,同样也离不开教育和老师的培养。我们国家大约有1600万教育工作者,其中中小学教师1200万。长期以来,广大教师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种不计名利、甘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当以身先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境界。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问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这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里,我想提四点要求供大家参考: 第一,教育要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陶行知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就是说要注重启发式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自由的环境,培养学生创新的思维,教会学生如何学习,不仅学会书本的东西,特别要学会书本以外的知识。我曾经把学、思、知、行这四个字结合起来,提出作为教学的要求,也就是说要做到学思的联系、知行的统一,使学生不仅学到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做人。 第二,教育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说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归根到底就是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深深地懂得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学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 第三,教育要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的要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要立足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实际需要,不断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设计,努力培养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同时要加强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报效祖国,服务社会。 第四,教育要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依靠人、为了人、服务人”为基本出发点,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服务学生,发现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塑造学生大爱、和谐的心灵。前两年我到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他对我说,讲和谐还要讲人的自我和谐,要使人对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适应社会的要求,正确对待金钱名利,正确对待进退、正确对待荣辱,这才能和谐起来。 最后我想对老师提点要求。教师的日常工作既平凡又不平凡,教师不是雕塑家,却塑造着世界上最珍贵的艺术品。广大教师应当成为善良的使者,挚爱的化身,做品格优秀、业务精良、职业道德高尚的教育工作者。 一要充满爱心,忠诚事业。“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这是实验二小霍懋征老师的话。她念念不忘的就是希望拍一部反映老师教书育人的爱心和奉献精神的电影或电视剧。我在这里也大声呼吁,希望能有更多描写老师的影视作品。当一名教师,首先要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把追求理想、塑造心灵、传承知识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要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要努力钻研、学为人师。当今时代知识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工作要求。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更要不断地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倦。广大教师要崇尚科学精神,严谨笃学,做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和重视学习的楷模。要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科学、新技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书育人的本领。要积极投身教学改革,把最先进的方法、最现代的理念、最宝贵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刚才座谈时有的老师提到要给教师创造培训的条件,我完全赞成。要建立包括脱岗轮训、带薪培训的制度,当然要讲求实效,把好事真正办好。 三要以身作则,行为世范。教育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灵魂与灵魂的交融,人格与人格的对话。不久前有一个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提到:现在青年学生自杀的很多,小小年纪厌世甚至走上绝路,总理能否在9月1日开学时专门和学生在网上对话,告诉学生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他所说的事虽然是极个别,但必须引起重视。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学生心灵的健康和成长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灿烂的阳光。好的老师是孩子最信任的人,有些话甚至不对父母讲也愿意跟老师讲,老师能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包括实际问题,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没有爱心是不可能的。惟有教师人格的高尚,才可能有学生心灵的纯洁。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我们不仅要注重教书,更要注重育人;不仅要注重言传,更要注重身教。广大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坚持以德立身、自尊自律,以自己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范教育和感染学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社会的尊重。 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一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首先要看教师的社会地位。要注意提高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从今年起,在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按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实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制度。中央财政今年已准备120亿元,全国计算大概是370亿元。这不是简单的涨工资,应该把薪酬待遇和个人工作成效密切挂钩。这是对教师辛勤劳动的尊重。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各级政府都要满腔热忱地支持和关心教育工作,积极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吸引和鼓励高素质人才从事教育事业,尤其是到基层、农村和边疆地区任教。中小学教师非常重要,有些国家让最优秀的人教小学。要像尊重大学教授一样尊重中小学教师。要大力宣传教育战线的先进事迹,特别是终身从事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典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教师成为全社会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 (今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看望师生。上午听了5节课,下午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本文是他对听课的点评和在听了教师代表发言后的讲话。) ———————————————— 温总理的这篇文章让我读到哽咽。到后来总理专门写给新华网向读者的致歉信,让总理在我心中的形象,愈加伟大。 中国,如果有一天,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气度,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大爱。那时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富强。 10/10/2009 中国不良贷款的“不良”解决之道转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Ted Osborn
中 国央行即将公布9月份银行贷款数据,此前已经有媒体报导说,在7月和8月份停滞不前后,银行新增贷款9月份可能会再度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创出历史最高水平,这引发了市场对中国银行业将再次出现不良贷款危机的担忧。中国决策者们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方面将面临两难处境。
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银行是中国信贷的主要中介,而不良贷款会拖累银行资产负债状况,从而阻碍经济增长。截至有最新统计数据的7月份,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规模总计人民币5,000亿元(730亿美元)左右,超过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其他国家。若能摆脱这些贷款,银行将得以重建资产负债表、调整资本结构。这个过程对中国银行业来说尤其重要,中资银行目前发展迅速,常常面临资本短缺──尤其是当中国政府迫使他们贷款的时候,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就采取了这一做法,未来很可能再度祭出这一手段。 监管部门必须重新审视中国不良贷款市场的结构。在全球很多地方,银行可以将不良贷款按照贷款面值折价直接出售给投资者。但在中国除了少数例外情况,银行只允许将他们的不良贷款交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四家公司是中国政府十年前组建的,是当时中国重组银行体系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公司扮演了贷款批发商的角色,将他们收购的不良贷款再出售给第三方投资者。 这一体系在中国从未特别有效地运转。在制定不良贷款出售价格的时候,资产管理公司专注于获得一个包括他们从银行那里收购不良贷款的成本再加上小额利润的价格。而投资者关注于他们可能从所收购贷款中收回的资金规模以及他们认为收回资金所需要的时间。这两个价值并不总是平衡的,因此双方很少能达成交易。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很多知名投资机构数年前就不再投资中国不良贷款了。 很多仍留在这一市场的投资者都难以通过司法体系收回贷款资金。2007年底,中国各地法院自愿实施了“三暂缓”政策:未受理的暂缓受理、已受理的暂缓审理、已判决的暂缓执行。此举给了那些希望通过法院追偿债款的投资者一记重击;由于资金无法收回,不良贷款投资组合的回报大幅减少。 3月份,投资者再次遭受严重打击。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指导性文件,对各法院作出指示:债权人向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受让人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以不良债权存在瑕疵为由起诉原国有银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还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可因若干原因而无效,包括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转让不良债权公告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修订)》规定,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原则处置不良资产造成实质性影响的(这种情况很常见);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存在其他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转让情形的。虽然这个指导性文件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至少还算清楚明白,投资者可以用来为新的投资组合定价。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7月份,当时在一起涉及国有企业担保人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判瑞士银行(UBS)败诉。最高人民法院3月份出台的指导性文件明确表示,国有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债权的,担保债权同时转让,无须征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人仍应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这就意味着,担保人用作抵押品的有价土地仍将是投资者可收回资金的主要来源,就算担保人并不喜欢债权已经转手的事实。 不过,在瑞士银行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援引了2004年的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债权转让必须获得担保人的同意,并且担保的细节必须到所在地外汇分局登记备案。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是,瑞士银行没有获得担保人的同意,也没有对担保进行登记备案,因此担保是无效的。律师们和投资者认为,这一判决不符合新的法律和现有的市场惯例,不过尚无迹象显示最高人民法院会很快重新考虑。 这一判决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于大部分不良贷款投资者来说,抵押品是他们可收回资金的一大来源,包括担保人提供的抵押品。如果对瑞银的判决如预期的一样被地方法院所效仿,投资者将不只是必须在政府部门登记备案的时候提供担保细节,还必须获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才能生效。如果担保人不同意债权转让,很多担保可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这是监管不确定性影响市场的又一例证。正如一位投资者最近对我说的,每次我们以为自己理解了规定的时候,有关部门就会在我们的道路上扔一个新的路障。 其所造成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据我所知,今年以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外国投资者出售不良贷款投资组合只有两次:一次是出售给Shoreline Capital,另外一次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向KAMCO出售了人民币32亿元的债权,目前这桩交易尚未完成。过去几年,嘉吉公司(Cargill)、Distressed Assets Consulting、Avenue Capital、通用金融(G.E. Capital)、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和荷兰国际集团(ING)等中国不良贷款的主要投资者,看来都对这类交易不感兴趣。在担保问题更为明朗化、以及资产管理公司降低要价之前,形势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中国的不良贷款大山却在不断加大,使银行背负了沉重的坏帐负担。外国投资者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北京必须允许他们这样做才行。 (编者按:本文作者区兆邦(Ted Osborn)是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香港和中国业务合伙人,专注于债务重组和不良贷款。) ----------------------------
金融法律不分家,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18/09/2009 别拿雷曼兄弟当替罪羊转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John H. Cochrane / Luigi Zingales
一年前的9月15日,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申请了破产。随后的几周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期之一,导致政府大规模干预金融体系──这种干预很可能会永远地改变这一体系。 很多人说,让雷曼兄弟倒闭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对他们来说,得到的教训就是政府永远不该让任何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他们的理论是,假如政府向雷曼兄弟施以了援手,我们本来可以避免以下很多问题:标准普尔500指数暴跌45%,经济产值下滑4%,失业率从6.2%飙升至9.7%,7,84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使得财政赤字达到1.59万亿美元。 这纯属无稽之谈。 雷曼兄弟的破产并非一起孤立事件,而是一首越来越震撼的失败交响曲中的一个乐章。 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前一周,也就是9月7日,政府接管了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免除了它们的大部分股东权益。9月16日,政府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AIG),向其提供850亿美元贷款。9月25日,美国第六大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9月29日,为避免同样的命运,美国第七大银行Wachovia被出售。即使没有雷曼兄弟的倒闭,所有这一切也都会发生。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和财政部向国会要求7,000亿美元资金用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 在这些事件中,是哪一件造成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冻结,进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当时形势的回顾显示,主要的风险指数开始上升并不是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而是在9月23日和24日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和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在国会就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发表演讲之后。 9月22日,银行信用违约掉期(CDS)利差处于和9月12日同样的水平。(CDS利差是购买违约保险的成本)。9月19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高于9月12日水平。伦敦银行同业拆息(Libor)与隔夜指数掉期利率(OIS)之间的利差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当日也只是扩大了18点,而从9月23日到25日,在鲍尔森和贝南克就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发表演讲之后,却飙升了60点以上。Libor-OIS利差可以衡量短期银行同业拆借的预期风险。(Libor是银行间无担保3个月期贷款的利率。) 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鲍尔森和贝南克的讲话等于是在说“金融体系即将崩溃。我们不能告诉你们原因。我们需要7,000亿美元。我们不能告诉你们我们要拿这些钱干什么”。这可是开始一场金融危机的绝好办法。 随后的报导解释了他们为何要这样做:有好几个月,美联储和财政部都觉得需要法律授予的权力来进行更多的救助,而一场危机可能会促使国会投票通过他们的法案。不过在那时,公众看到的却只是美国政府完全乱了马脚。 我们进而推断,银行业遇到的麻烦肯定比我们想的要严重得多。在此之前一周公布的禁止卖空银行类股的命令也只是让这种印象更加牢固。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有着明显的弊端,并不能解决问题。美联储和财政部很快就认清了这一点,转而进行入股并为银行债务提供担保。一个坏点子再怎么添油加醋也无法重振信心。 假如当时政府救助了雷曼兄弟,能避免一场恐慌吗?雷曼兄弟仍会倒闭,因为市场知道救助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毕竟,2月份对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救助也只是推迟了更严重问题的到来。 更深层来看,雷曼兄弟的教训肯定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必须救助每个大型金融机构。从1984年Continental Illinois银行的倒闭,80年代末储蓄贷款危机,90年代拉美债券违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对冲基金的崩溃,再到现在这样一个一团糟的局面,金融机构冒的风险越来越多,不过它们的债券持有人却一再获得救助。 此次危机把美国政府推到了接近其财政极限的地步。下一次危机将会超过美国政府所能掌控的范围。 大银行知道政府会救助它们,这些银行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规模都大、更全球化、更综合、更“系统”。它们正在获取巨额交易利润,总有一天这些利润会变成损失。如果经纪和银行业具有“系统重要性”,它们就不应该与自有交易“联姻”。不过金融改革计划甚至都没有谈到打破这种“婚姻关系”,它们只是希望监管这些庞然大物。 “把一切归咎于雷曼兄弟”的做法可以造成危险的知足。如果我们能让自己相信这只是一个政策失误,是由愚蠢的法律限制和救助力量不足造成的,那么一切都可以回到原来舒舒服服的状态。 对主导游说和沟通工作的大型银行来说,这是个再便利不过的说法。使美联储和财政部不必正视一长串的政策失误。 我们不会假装自己可以比他们做的更好。问题是:如此大的权力授予如此少的人手里,规定又如此之少,人们在凌晨的电话会议中对危机进行管理,这样一个体制是不可能做得更好的,无论它的上层有多优秀。在雷曼兄弟问题上老生常谈会让我们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体制是无法持续的。 (编者按:John H. Cochrane和Luigi Zingales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
这是我读到的对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体制思考中,最为深刻的一个。的确,越来越多的人们单纯的认为只要救了雷曼,就可以避免一系列的动荡和恐慌。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即使这次成功了,下一次呢?
在美国交换的半年时间,正好赶上金融危机的各种前奏。记得那天财政部主导JP Morgan并购Bear Stearns,Derivatives Risk and Management的教授上来就痛斥美国政府干涉自由市场。这种Defend Free Market的想法,深入美国人心中。做出让雷曼破产的决定,在当时看来也是符合大多数的民意。可是,谁知,不救却带来了更多的恐慌。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外,因为问题的关键本就不在救与不救。那时,恐慌人们早已丧失了信心,不跌到不让自己恐慌到不能再恐慌,下跌的趋势就无法阻止。
如今,人们更多的开始讨论体制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记者和学者撰文赞美中国式的经济体制。体制的优势让中国避免了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就像上述文章作者所指出的——“如此大的权力授予如此少的人手里”,这样的体制运行良好的前提是领导者足够优秀。但是,谁又能站出来保证,每次危机发生时,坐在领导者位置的一定是最优秀的人呢?尤其是当权利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恕我偏激,这时,我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封建统治的清朝。)
到那时,我们又如何去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呢? 16/09/2009 纪念Lehman Brothers一周年引发的思考今天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倒闭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的今天,随着当时的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宣布Lehman Brothers破产清算,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收购和财政部注资AIG三件金融市场的惊天大事,华尔街把整个世界拖下了水,开始了这场全球范围内恐慌性的危机。 那天上午,我修改了状态:“Lehman Brothers, Merrill Lynch... Who's the next? Who's the gainer? ”。今天上午,我又修改了状态“一年前,雷曼喊冤倒闭,修改签名:'谁是这场危机的赢家?' 一年后,高盛独自做大,赚的盆满钵满,也算是给出了答案。” 顺便看了看自己一年来更改的状态,发现自己对金融市场的了解和把握,通过这一年的金融危机,得到了令我自己都惊叹的提高。比如,2008年10月9日,“You should get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后来也证明那时的确是A股的最低点;2009年3月1日,“CPI, PPI双双下降,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只用了一年时间。面对着滥发的货币,谁知道下次通货膨胀会不会来的更快...”,随后房价开始疯狂上涨。 或许,我这辈子也很难再经历一次这样的金融危机。当我80岁时,可以向我的孙子们谈论起那恐怖的2008,就像如今人们谈论1930“大萧条”一样。但我想,在我向我的儿孙们滔滔不绝的谈起2008时,真正应该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政府前后矛盾的惊天大救市,还是中国政府举世瞩目的政府投资?这一年,对人们来说,只是个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还是,我们真正用惨痛的教训学到了些什么?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转载了财经网的两篇文章,都是在说由日本引发的思考。两篇文章,抛砖引玉,作为我对金融危机的思考和我近些天的思考。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泡沫便产生了。这两天,因为业务上的需要,对爸爸的公司和其行业进行深入了分析研究。作为典型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已经度过了求生存的阵痛,步入了求发展的路程。而如同其他中小企业一样,管理制度的低效和人力资源的缺乏,限制了公司持续的高速发展。企业继续发展,需要资金,并非缓解流动性紧张,更多的是扩张和管理体系升级和人力资源补充的压力。 但对于这样一个年销售收入过亿、还拿到了高科技性企业资格的中小企业,我们银行除了可以提供缓解其流动性资金困难的金融产品,其他的却什么也做不了了。这些企业,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大楼、没有工厂,没有诸如此类的抵押物,我们无法贷款。那他们要如何筹集用于发展的资金呢?厌恶风险的,只好踏踏实实的靠每年不足营业收入5%的资本公积进行积累;敢于投机的,便把利润投向了股市或者房市,冀望其迅速增值。 就像那些发现问题本质的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样,中国的企业在把注意力从主营业务转到虚拟的资本市场,从而制造了泡沫。“商人,就知道投机!”这是第一个浮现在满脸厌恶的我们的脑海里的。但认真思考一下,这真的只是江浙农民企业家才会做的短视的投机行为吗?或者,更深一步讲,造成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比如美国,靠的不仅是那些举足轻重的大企业,更多的是真正为社会解决就业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和迅速成长,不仅创造了财富,增加了就业,更多的是为人们坚定了依靠创造力和勤奋可以获得丰厚回报的信念。比如,Google、Dell,这些年轻的企业向人们证明了这一切。中国下定决心要发展市场经济,可中小企业生存却不容乐观,先避而不提经商环境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企业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面临企业自身的业务发展问题,一方面又要为各种融资困难发愁。 深发展作为宣传“为中小企业服务”口号最响亮的一个,在日常经营中,管理层还是各种思考如何去拉大型国有企业的存款,为其放贷款,就更别提那些国有大行了。何谈与中小企业一同成长?!银行按正规手续不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中小企业也只好被迫走上投资股市和房市的道路,从而吹大了泡沫,从而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放弃主营业务,走上这条“不归路”。的确,以爸爸的公司为例,50个工程技术人员,辛苦一年,只能带来10%的EBIT,10%的ROE,各种税费之后,净利润不足5%,要想做大做强,赚取超额利润,谈何容易。更不用说那些生产方式更为灵活的制造业企业,主业干不下去,拿钱去炒股炒房,还好股市房市连涨不断,也能混个小康。 今天的这些思考,或许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明知经商环境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只希望自己能通过工作的积累积极地思考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方法和模式。的确,工作压力很大。一年的保护期过后,就要把我这样的大学的毕业生就推向市场,背负着几千万的存款压力,让我现在就感到寝食难安。但我想,我不能和那些只搞关系的客户经理一样,盲目的跑市场。我是经过大学教育的,是学会如何思考并解决问题的。我要通过我的思考,想出既能积累经验,又能完成考核的工作方式。那时,才能叫做学以致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MBA需要工作经验的原因吧~ 《政策好坏看细节》&《日本寓言》 本文转自《财经网》和《财经》杂志,作者张志雄;谢国忠 《政策好坏看细节》 最近重读英国历史学家兼投资人爱德华·钱思乐在1998年写的名著《贪婪时代》,联系今日中国之情形,颇有感慨。钱思乐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向来以“日本制造”自傲的日本企业大规模介入金融市场,随着股市大涨,企业的金融操作获利也直线上升。金融体系由此出现一种危险的循环,企业金融操作创造获利,导致股价上涨,进一步增加金融操作的获利。 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大部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都参与了金融操作。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型企业,如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以及松下和夏普等消费性电子产品公司,都是金融操作的超级大户,他们申报的企业盈余半数以上来自金融操作。到1985年3月底为止的一年内,企业金融操作获利总金额为2400亿日元(20亿美元),两年后更增长到9520亿日元(70亿美元)。 钱思乐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期间企业实业部分收入其实是逐渐下降的。” 这可打破了我过去的迷思,因为我一直以为日本的实业经济是被股市与房市的泡沫崩溃拖垮的,现在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金融泡沫狂潮中,要让企业忽略金融与实业利润的不对称性,避免大肆投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当年,个别企业的投机活动甚至成为主业。一家名为汉华(Hanwa)的钢铁公司被喻为“东方守护神”,上世纪80年代末期筹到4兆日元(300亿美元)资金,供其金融操作,获利超过本业盈余20倍。 那么,当时日本企业筹措的新资金,是否全部都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去了? 没有,有相当资金也投入到“全球历史最大的产能投资风潮”中。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日本的金融投资金额达到350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总值。当时日元走强,导致经济增长率减缓及资本报酬率下降,因而,日本期盼这股爆炸性的资本投资潮能帮助其渡过经济困境。 钱思乐下面的一段分析更值得我们注意。 “部分人士指出,大藏省故意让日本陷入泡沫经济,才能顺势在关键时刻提供廉价资本给日本产业界。经济泡沫期间的资本支出造成一个假象,在经济奇迹已经‘老态龙钟’之后,外界仍然误以为它还是一尾活龙,将庞大的资源不当地分配到不具生产力的投资上。大藏省的官员本想把投机当成政策工具,结果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这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一个星期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到上述文字,这不是我近一年来在本专栏中反复说的“中国故事”的日本版吗? 写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些经济学者、尤其是所谓的投行经济学家,这十几年来,他们不断在鼓吹中国应该或不得不走日本泡沫之路。一个主要理由是,当前中国与泡沫崩溃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有10倍差距,即使到时中国泡沫崩溃了,国家和人民也很富裕啦。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就一定如日本那么“幸运”?历史上很多的国家就是由于集体疯狂,未富先衰啊。也就是说,由于错误的政策,把国家给搞垮了。我这儿随手举一个例子吧。1945年,世界上第三大的证券市场在哪儿? 埃及开罗。 我建议“泡沫论者”去那儿看看。2004年春节,我因天气的关系,滞留在开罗近一个星期,于是我从一个走马观花的游者,变成了在城市深处探秘的记者,遭遇了匪夷所思之事,我发现开罗仍处于30年前的上海水平。 我更想请教“泡沫论者”,为什么我们非要走日本泡沫之路,却不走德国的理性发展之路?当时,日本和德国不是并驾齐驱吗?直至在英美都出现房产崩溃的今天,德国却没有什么房产泡沫。我读到一位台湾作者写的书,她在德国大学当研究员,有一份不算微簿的薪水,想贷款置业,却不被银行通过,因为她得证明在未来还贷的10年、15年或20年期间持续有固定收入——那就是得有持久的工作合约才行,最后还是她不在学院工作的老公搞定了这事。这在中国有可能吗? 那会不会让人无家可归?不,德国的法律保障房客的权益,房东不能随意调整房租,不准逼房客走人,所以德国人也就愿意成为租户了。 真的,不要小看这么一条有利于租户的法律,它可比用物业税来惩罚所谓的房产投机者强得多。顺便一提,那些又想与民争利,搜刮物业税的人,想想早就执行此政策的美国吧,为什么那儿仍会出现房产市场崩溃?在中国,一个租户不怕房东上涨房租,最怕房东赶走他们。面对快速上涨的房价,房东完全有理由损失一个月的租费,撕毁合同,赶走房客,把房子卖掉。租户朝不保夕,还不赶快买房?如果有德国那般政策,许多人未必愿意买房。 泡沫会不会膨胀与崩溃,往往在国家政策的细节中。■ 作者张志雄为《科学与财富(Value)》主编。 —————————————————————— 《日本寓言》 8月,日本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二战”后一直执政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此前已经在参议院占据多数的民主党,赢得了众议院480席中的308席。 求变不易 当前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民主党推进结构性改革。当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长期停滞不前时,人们往往会对政权更替寄予厚望。 不过,民主党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扭转日本经济低迷的状况。过去几年间,自民党借凯恩斯主义之名,将政府所能支配的一切资源都浪费在毫无价值的投资项目上。现在,民主党能够用来推进改革的资源已所剩无几。我担心,民主党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很可能将民主党拉下马。这也许为时不远。 那些不相信金融泡沫危害、信奉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人,应该去日本看看。1989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1992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随后,自民党领导下的政府通过增加债务来刺激经济,目前,日本国债已接近其GDP的2倍。 然而,日本经济始终停滞不前。2008年,全球信用泡沫破灭,把日本惟一的希望——出口——也打碎了。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日本的表现最符合“衰退”的定义——其名义GDP在2009年一季度同比下降了8%。尽管日本经济在二季度出现了小幅反弹,但2009年全年名义GDP仍将大幅减少,并可能低于1993年的水平。过去15年间,日本政府用于经济刺激的支出,可以说“打了水漂”。 许多分析人士将日本的问题,归结于企业部门效率低下。这不无道理。日本的出口部门非常有竞争力。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种种限制,以内需为导向的行业效率不高。更重要的是,那些在泡沫泛滥时大肆提高杠杆率的部门,已如僵尸般存在了20年,拖累了整体经济效率。日本经济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是选择支持这些产业的恶果。 美国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相当于日本的2倍,但事后看来,美国的高资产收益率更像是泡沫幻象。美国企业盈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工程。 日本出口部门表现优异,大大高于美国同行。尽管在1993年至2008年间,日元持续强劲,以日元计,日本的出口额却仍然翻了一番,占GDP的份额增长近1倍,从9%提高到16%。日本出口部门的表现显示,日本经济其他部门的低效,主要是由制度性缺陷造成的。 日本的停滞,主要应归咎于政府处理企业部门债务不力,尤其是房地产、建筑和零售行业等在资产泡沫时期积累了大量债务的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企业部门通过金融投机积累了大量债务。1984年至1992年间,日本公司债务总额增加了1倍以上,达到约90万亿日元,相当于其GDP的200%。在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跌之后,企业部门金融资产净值从相当于GDP的正30%变为负50%。如果再将企业部门持有土地的价值变化考虑进来,企业部门净资产跳水可能相当于同一时期日本GDP的200%。在发达的经济体中,企业盈利一般相当于GDP的10%,这意味着,日本的企业部门需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日本政府的确用了一些方法,试图让企业部门重回正轨。这包括防止企业破产和刺激需求。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政府将利率水平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在评估借款人偿付能力时,日本的银行也没有采用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原则。由于相当多的企业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日本经济一直面临下行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通过大量财政赤字刺激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最终也达到了均衡状态。不过,这样的均衡状态的实质,是庞大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停滞不前。 盛满毒酒的“圣杯” 日本政府的战略有三方面的缺陷。 首先,即使企业部门能够赚取利润偿还债务,政府债务仍会增长。充其量就是将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实际上,比起私人部门债务减少的数量来说,政府债务上升得更多。 第二,在这样的均衡中,经济效率没有提升。资源一旦被掌握在那些半死不活的行业里,产出将非常有限。破产可以让资源从失败的企业转移到成功的企业,从而改善经济体的效率。一旦规则改变,叫停破产,效率就会受损。更糟的是,增量资源会被用于扶持那些奄奄一息的企业的财政赤字吃光吸尽。因此,日本长期被困在低生产率的均衡中。 第三,长期的停滞可能导致恶性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例如,经济停滞造成出生率下降;下降的出生率则进一步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泡沫破灭后,日本的政策是让房地产价格逐步下降,相应的生活成本也因此逐渐下降。而日本经济停止增长,这造成收入预期迅速下滑。高楼价和低收入增长并存的结果是,日本的出生率迅速下降。因此,在泡沫破裂之后的20年,日本的人口持续下降。照顾老人的负担不断上升,将降低日本其他方面的支付能力。 虽然已过去了20年,日本让企业部门减少债务的主要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与20年前大致相当,相当于GDP的180%。日本企业负债规模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日本家庭确实实现了“去杠杆化”,相当于其GDP的69%的负债规模,在发达经济体中是最低的。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政府债务大量增加,目前已相当于其GDP的194%,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只有超低利率才能掩藏其债务负担。 民主党接过的是一个盛满毒酒的“圣杯”。它没有足够的资源促使经济转型。民主党有两个目标:增加对家庭部门的支持;同时,将决策权从官僚体系转移到政客手中。政府庞大的债务负担,使得其无力支持家庭部门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增长。自民党已经浪费掉了所有的钱。民主党无力支持任何新的社会计划或经济转型。为了彰显执政进展,民主党很可能会高调对抗官僚主义。这样做可能对政治有好处,但对改善经济作用不大。 日本的非金融行业负债率高达443%,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的这一数字大概是240%。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负债很大一部分债权人是外国投资者,日本的债权人则均为本国公民。大多数分析家认为,高额政府债务是可以承受的,只要有足够的国内储蓄来支付就行。日本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未来可能会有所不同。日本劳动力萎缩,也会降低其出口能力。在某些时候,日本可能会出现贸易和经常项目的赤字。一旦如此,日本可能会大幅提高利率,这将导致财政危机。这种危机可能发生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当然,民主党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自民党20年来日积月累的危机。 “影子银行系统” 我们可以从日本的经验学到很多东西。全球经济,尤其是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面临着巨大的信贷泡沫破裂之后的困局。大多数政府采取的补救措施,无外乎保持低利率和高财政赤字。这与20年前日本泡沫破灭后推行的政策一样。如今各国在处理破产和坏账方面,也与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有着大量的有毒资产,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是暂停采用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原则,让银行得以生存下去,这与日本奉行的“让他们把丢掉的钱赚回去”的策略非常相似。不过,由于这一战略会让经济持续疲弱,限制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因此,它不可能奏效。 随着全球经济在2009年三季度重现增长,大多数政府为其政策的有效性而得意。日本的经验提醒我们且慢庆祝。在过去20年,日本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反弹,但都无法持久。日本的问题是它仅采用刺激政策以应付泡沫破裂,而不实施体制调整。大泡沫破裂后,总是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问题,正是它们妨碍了经济增长。刺激只能提供短期的支持,使体制改革成为可能。一旦决策者只顾庆祝短期刺激政策的效果,却忘记着手体制改革,那么,经济将再次下滑。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将在明年再次出现经济下降。 日本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有很多。当企业仅仅专注于金融投资而非其核心业务时,泡沫就形成了。这些企业将借来的钱注入资本市场,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杠杆率。当杠杆率提升时,资产价格发生膨胀,使公司账面的盈利比其核心业务的营业利润高出数倍。这就刺激了它们更疯狂地追求资产升值,而非获取经营利润。企业部门融资就成为资产投机的“影子银行系统”。 中国的企业部门正在重复日本20年前的老路。中国的公司越来越多地从事资产投资,而非其核心业务。我在中国旅行时,很少听到哪家企业对其核心业务充满热情。人人都对金融投资豪情万丈。值得一提的是,房地产似乎成为大部分大型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在2009年上半年的贷款高峰,似乎已通过公司部门将大把贷款输送到了资产市场。 当资产泡沫推高企业利润时,事情开始看起来还不错。没有人关注潜在的危害。然而,当企业通过互相投资而非主营业务赚取利润时,一旦它们停止这种游戏,经营利润就会恶化。会计账本上的利润不过是一堆泡沫。 泡沫是由于超额货币供应造成的。当格林斯潘说“央行不能阻止泡沫”的时候,他是说无论利率水平如何,货币需求都将上升。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名义GDP与货币供应量增速相匹配的话,就不会产生很大的泡沫。除了指责中央银行的失败,资产泡沫中最重要的微观因素就是“影子银行系统”。 许多分析师将其等同于对冲基金业,即通过杠杆,用较少的资本从事金融投机活动。其实,“影子银行系统”远非对冲基金那么简单。其中,涉足金融行业的工业企业角色非常重要。譬如通用电气下属的金融服务集团只用很少的资金,就大大提高了资产市场的杠杆率。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部门进入了公司债券市场,并通过购买资产,募集到了大量的资本。对于大泡沫来说,“影子银行系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中国的企业部门现在越来越像“影子银行系统”了。它们通过银行筹资、商业票据或公司债券市场等渠道融资进入土地市场。由此产生的土地价格上涨,在很短时间内就粉饰了企业盈利,抬高了其信用等级。为了限制房地产泡沫,中国必须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其与名义GDP增速相近。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会支持泡沫膨胀。要想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只需看看今天的日本。■ 作者谢国忠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14/09/2009 Law School Rankings
09/09/2009 “动物性”如何造成经济的不稳定经济学教科书宣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稳定的,很少需要政府干预。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2009年9月 • George A. Akerlof and Robert J. Shiller 摘自《动物性》这些年来,世界经济就像坐上过山车。直到偏离轨道的那一刻,乘客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座驾已然失控。由于考虑不周,游乐场的管理者并没有给过山车的爬高设立限制,甚至没有准备任何安全设施。 为什么人们直到银行倒闭、工作岗位化为乌有、数百万起抵押被取消赎回权时,才发现种种示警信号?答案很简单。因为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宣扬、而且只宣扬自由市场的益处。这个业已风靡全球的信仰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稳定的,很少需要政府干预。这种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据此推论,如果自由市场中的人们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充分利用一切互惠的机会来进行生产和交换。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也该得个高分,至少按照某个小学生的标准来看是这样——我们在一家饭馆里从旁边听到他对自己的拼写测验成绩大发牢骚:既然他拼对了单词的70%,那为什么只得了个C呢?实际上,我们相信,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优势的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认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为什么会产生类似过山车的波动,而从该理论得出的“很少需要政府干预”这条论断完全是错误的。 亚当•斯密看到了人们理性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的经济理论也解释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但是,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点:人们还会受到非经济动机的诱导,即“动物性”。有时人们是非理性的,会犯错误、会短视、甚至为非作歹;有时他们的行动只是为行动而行动;而有时,他们会奉行与经济无关的价值观,比如公平、荣誉或者正义。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理解的那样:“如果要估算某条铁路、某个铜矿、某家纺织厂、某种专利药的商誉、某条跨大西洋航线或者伦敦市的某座建筑在未来十年内所带来的收益,我们的知识基础可谓十分浅薄,有时甚至为零。”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很多决策“只能凭着动物性而做出”。 动物性在5个方面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通常会放大干扰的信心和反馈机制;对薪酬和价格的设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公平所持的态度;腐败的诱惑和反社会行为的诱惑;“货币幻觉”,或者说对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的混淆(例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通货膨胀时,保守投资也会存在风险);以及自己和他人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汇集起来,绘制出的是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一切都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的危机源于我们信心的变化,也根源于诱惑、嫉妒、愤恨、幻想,尤其是源自经济的变化:当初光荣的金融“创新”最终演变为一场圈钱游戏。这些无形的因素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花不多的钱就在玉米地里建起房屋;为什么另一些人会为他们提供购买房屋的资金;为什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达到14,000点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跌至7,000点以下;美国的失业率为什么在24个月内上升了4个百分点;为什么美联储勉强挽救了贝尔斯登,而救不了雷曼兄弟;为什么那么多银行资金短缺;为什么一些银行即使在接受援助后还是濒临绝境,而且可能从此销声匿迹。 动物性在发挥作用有些解释将原因仅仅归结为亚当•斯密的纯粹经济理性体系中出现的小小偏差。这些解释清晰明了,因为它们处于大众所熟知的框架之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微小的偏差描述了经济真正的运行情况。经济理论应当从那些真实发生的、可观察的较大偏差中派生而来,而不是那些细枝末节。如果要描述真正的经济运行机制,就必须考虑到动物性。 金融价格为什么如此起伏不定?从来没有人能够合理地解释金融价格为什么会呈现出剧烈的螺旋运动,这种螺旋运动的历史正如金融市场本身一样悠久。美国股票市场的实际价值在1920年到1929年间增长了4倍,在1929年到1932年间一路回落;在1954年到1973年间翻了一番,却又在1973年到1974年间遭到腰斩;在1982年到2000年间增长了近8倍,而在2000年到2008年间却跌去了一半。即使到现在,也没有谁能对这些波动给出合理解释。经济学家有时会证明个别公司股价变动的合理性,但无力探究股价整体变动的原因,后者似乎无法用利率、股息、收益或任何其他因素的变化加以说明。 当股市崩盘时,政府就会坚持宣称“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希望借此恢复公众的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说法是正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变化的是股票市场,经济基本面并无变化。我们是怎么知道基本面不会带来这些变化的呢?如果价格反映基本面,那么,基本面的变化就会带来股价变动,因为可参考基本面来预测股票未来的回报。从理论上来说,股价预测了未来收入流的折现价值,也就是股息和收益的现值。但股价比其反映的股息或收益现值更为多变。 有人宣称股价反映了未来回报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把他比作一个气温稳定的小镇里精神错乱的天气预报员,他预测某天的气温将达到150华氏度,而另一天会降到零下100华氏度。即使他的预测方法完全没错,也应该被解雇。理解了这个比喻之后,对于股价会根据经济基本面反映未来收益预期这种看法,您应当予以否定。价格是极易于波动的。 不过,价格变动似乎的确与社会变化存在关联。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和Sendhil Mullainathan在美林证券的广告中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泡沫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美林证券的广告是祖孙二人在钓鱼。广告题为:“也许您应该制定计划慢慢致富。”当股市在2000年达到顶峰时,美林证券的广告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牛形电脑芯片,广告题为:“投身网络,牛运亨通”(Be Wired... Be Bullish)。而当股市崩溃之时,美林证券又重拾祖孙钓鱼的老广告。广告标题则换成了“一辈子的收入”。 凯恩斯将股票市场比喻为这样一种竞赛:参赛者需要从100张照片中挑出最漂亮的6张面孔。所做的选择最接近全体参赛人员平均偏好的参赛者将夺得大奖。当然,为了赢得这场竞赛,您不应该选择您认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应该选择您认为会被其他人视为最漂亮的那些面孔,或者最好是选择您认为在其他人看来,别人眼中最漂亮的面孔。股票投资,往往与此类似。 另一个类似的情形是美味红苹果(Red Delicious)。几乎没有人真正喜欢它们的口味,但它们还是势不可挡地成为了美国最畅销的苹果。在19世纪,另一种味道更好的苹果在市场上用这一品牌的名称销售。后来,由于鉴赏家们的兴趣转向了其他品种,为了挽救自己的收入,果农们让美味红苹果转移到一个新的利基市场中。它变成了一种低价苹果,人们要么认为其他人会喜欢它,要么断定“其他人认为别人会喜欢它”。果农大都不再走美味路线。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一种苹果也会这样贬值。这与投机性投资颇为类似:许多人并不明白公司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也不知道公司有多少种贬值的方式。如果一种无人对其抱有信心的股票却保持着它的价值,那么,它就是一种美味红苹果式的投资。 泡沫与信心倍乘因素显然,投资者希望在市场一路飚升时快速致富,在市场低迷时保全自身。如果他们随股价升降而买卖,这种反应就会反馈为更多的同向价格变动,这属于一种价格对价格的反馈。恶性循环可能会使这一周期延长一段时间。最终,泡沫会破裂,因为支撑泡沫的只有对未来收益增长的预期。 价格对价格的反馈可能不足以产生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但其他形式的反馈——尤其是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反馈——会使得泡沫越吹越大。这种额外的反馈会延长周期长度,放大价格对价格的效应。从资产市场到实体经济的反馈至少有三个源头。当股票和房屋价格上升时,这些资产的拥有者就不再省吃俭用了。他们感到自己更加富足,于是会增加开销。他们可能还会将股市收益或房屋增值看作是活期储蓄存款。 在决定投资水平方面,资产价值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股市下跌时,公司会减少在建造新厂房和购置新设备方面的支出。如果独户住宅市场萎缩,建筑公司就会放弃一些建造计划。破产对商业投资和房产投资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当资产价格下降时,债务人可能会违约,使提供债务融资的金融机构面临危险。如果债务人的贷款意愿下降,资产价格就会产生更大的跌幅。这类资产价格变动会影响公众信心,造成价格-收益-价格的反馈循环。相对而言,股价上涨则能够提升人们的信心。人们会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企业的利润也会扶摇直上,这又会使股价再次提升。这些相辅相成的正反馈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反馈变向,经济开始掉头滑落。 杠杆比率反馈和杠杆比率周期会增强其他类型的反馈。抵押比率是指贷款机构向投资者发放的贷款占抵押资产价值的百分比。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抵押比率也会提高:例如,在独户住宅市场,银行向购买者提供的贷款(相当于住宅价值的一定比例)会增多。杠杆比率升高,会反馈到资产价格中,使之升高,后者又继续催生出更高的杠杆比率。当资产价格下跌时,这一过程则会反向作用。 杠杆比率周期如此运作,部分原因是由于银行资本的要求。随着资产价格提高,杠杆金融机构的资本相对其监管要求会有所上升,因此可以购买更多的资产。如果很多金融机构购买资产,就会抬升价格,释放出更多的资本。这形成了一种反馈循环,推动价格稳步走高。如果资产价格下跌,杠杆金融机构就必须通过出售资产来满足资本要求。其系统性效应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资产价格,造成资本比率下降,进而迫使机构卖出更多资产。在极端的情况下,下行反馈会将价格降到“跳楼甩卖”的水平。 在大多数人看来,股市繁荣带来的实际收益上升证明这种繁荣是理性的。很少有人能看出收益上升可能是股市上涨暂时的表象。如果高房价时期的租金上升,人们会认为这证明了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租金上升是高房价暂时的表象。 动物性和油价变动油价同样发生了巨大的波动,尤其是在1973年到1986年石油危机时期。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2年到1974年间,当时欧佩克限产,原油价格涨了一倍多。 从表面来看,欧佩克是为阿拉伯人输掉1973年赎罪日战争而进行报复,但它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解释。1973年之前,德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我个人觉得这个名字颇为落伍)曾经规定了该州石油生产商的开采时段。类似的限制推动了油价的上升。到1972年末,当配额升至100%时,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从那时起,欧佩克就可以靠限产来提高价格,而美国却无法相应提高产量,因为它的产量已经达到最高。1979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切断了波斯湾石油的供应,使价格再次翻倍,在1986年之前,一直居高不下。后来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油价回落了一半。 上述简要回顾似乎告诉我们,决定油价的不是经济基本面,就是政治和军事基本面。的确,自那时起,这两者就成为了决定性因素。但即便如此,在石油市场上,信心、生产和价格之间的反馈效应却与股票市场惊人的相似。 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人口爆炸以及人口爆炸造成短缺的论调越来越有影响力。就在欧佩克限产前18个月,《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就预言了世界经济灾难的到来,其中设想的一个场景就是,世界人口在21世纪晚期将死去一半。在这种设想的诱导下,欧佩克的部长们推断,减少石油产量不但能够提高价格,而且能将剩余的石油留到价格更高时再出售。当然,对于与全球智库“罗马俱乐部”抱有相同观点的人士来说,欧佩克的决定也坚定了他们的信念。油价提高了两倍,还有什么证据比这更有说服力呢?而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紧随经济衰退发生的价格回落令末日论的热度有所消减。对《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项ProQuest搜索的结果表明,1975年至1979年,包含关键词“探明储量”(proven reserves)和“石油”(oil)字样的文章有115篇,而1980年到1984年有137篇,1985年到1989年则只有73篇。 资源的确是有限的,全球变暖也是一个威胁,但油价和它波动的轨迹仍然与股票市场十分相似,油价很容易变化。还是那句话:那位天气预报员应该被解雇。 市场是投资的推动力一个国家对本国的机械和设备、工厂、路桥、软件以及通信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对其经济的繁荣有着重大的意义。认真的研究证实,这类投资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不过,高管们是在面临广泛的不确定性时才做这类投资。一些理论经济学家潜心研究,希望能够了解人们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这些经济学家似乎主要关注行为经济学领域。《杰克:肺腑之言》(Jack: Straight from the Gut)是通用公司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的自传的书名,书中是这样总结这一现实的:投资决策出自直觉,而不是基于分析。直觉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遵循的是心理学法则,准确地说,是遵循社会心理学法则。要问资本开支为什么年年都有波动,有点像询问为什么每次开牌友会时的啤酒饮用量都会有所不同一样。 由于资产价格存在投机性波动,投资水平的变化就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于这些价格变动的看法。正如韦尔奇所写的那样:“公司的情绪随着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股价的飚升而波动。每一个有利的消息似乎都能让企业欢呼雀跃。而每一篇泼冷水的文章都会给那些呜咽的‘愤世嫉俗者’以希望。”毫无疑问,他对股价与投资之间的关联存疑。根据经济学家James Tobin和William Brainard设计的指标,关联应当是精确无误的。但实际上,这种关联十分薄弱。 在大崩盘的年份(1929年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千禧年繁荣期,当市场和投资的涨跌一致时,能够印证上述关联。但是,在另外两个重要的时期中,股票市场不断下滑,而投资却继续保持强势。二战之后,市场陷入困境,但经济发展却变得极为强劲,以至于1947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4%,投资额也居高不下。类似的一幕也出现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相关数据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如果股市下滑的原因是伴随着强势经济的通货膨胀,那么,投资很可能仍然呈现出繁荣景象。 驯化猛兽:让金融市场为我所用几十年来,从经济发展的主线中可以看出,前面所描述的所有波动都具有理性基础。在泡沫时代,由房屋和次级抵押房贷等资产引发的任何风险都可以通过一套复杂的金融手段来加以控制,例如,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证券化和衍生品。然而,时过境迁。新的事实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复杂的概念只不过是卖狗皮膏药的新把戏。随着关于华尔街及其产品的神话破产,金融市场的活力渐趋枯竭。房产价格一落千丈,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土崩瓦解,而信贷也开始紧缩。 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再次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在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过后,罗斯福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以使公众免受自由企业的过度行为之害。70多年来,这些保障措施一直发挥着效用,但此后,复杂性的增加为规避监管提供了有空子可钻的途径。现在,市场必须翻开新的篇章,而在新篇章里并非总是撒满阳光。我们必须承认动物性这种市场驱动力的地位,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让市场有效地运作,以及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崩溃的可能性,并降低需要用公共开支来进行大范围企业救助活动的可能性。 目前的麻烦其实并非资本主义的危机,自由企业仍然是供应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最佳途径。但是,金融商品和服务则不同。当人们对他们所购买的东西了然于心时,资本主义能够很好地运作。然而,大多数人对机构代表他们购买的金融产品——例如,通过养老基金、401(k)帐户、货币市场基金购买的金融产品,有些富人还通过对冲基金由他人代为购买金融产品——几乎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完全理性的,其行为主要从经济动机出发,那么,我们就会像亚当•斯密及其今天的追随者那样,相信政府在监管金融市场乃至确定总需求方面不应当发挥什么作用。但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动物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业水平就会时常大幅度地摇摆不定,金融市场也将陷入一片混乱,恶人会横行无忌,很多人的生活将十分悲惨。正确的答案并非总是清晰可辨。但如果不承认动物性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国家就无望找到这些正确答案。 作者简介:George A. Akerlof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Koshland讲席经济学教授。他于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obert J. Shiller是《纽约时报》畅销书《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和《次级贷款解决之道》(The Subprime Solution)的作者。他还是耶鲁大学的Arthur M. Okun讲席经济学教授,也是耶鲁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员。本文节选自他们合著的《动物性:人类心理学如何推动经济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性》(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转自《麦肯锡季刊》,引用网址:http://china.mckinseyquarterly.com/How_animal_spirits_destabilize_economies_2349 06/09/2009 祖国,我想对你说:“我爱你!”——行内《发展》月刊征文 2008年4月20日,周日清晨,洛杉矶比弗利山旁的日落大道上,路灯关闭后,除了几个依偎在街角打鼾的无家可归者,万籁俱寂,安静到让人不敢去相信这里平日里的繁华。就在这日落大道再次被东方的朝阳照亮的时候,原本冷清的街道,不知何时已经被熙熙攘攘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挤满。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大多数是黄皮肤黑眼睛,他们大多数手举各式各样的五星红旗,他们大多数身穿“我爱中国”的文化衫,他们大多数面带严肃而正义的表情。我和一行的4位同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008年3月,就在北京的奥运圣火史无前例的开始了环球之旅的同时,我国西藏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国内外的分裂势力便借机“上演”了一场场破坏圣火传递的闹剧,而一些一直对中国充满偏见的人士,更是抓住机会,大肆批评,甚至恶意中伤中国和中国人。4月17日,CNN的主持人卡弗蒂(Jack Cafferty)在奥运圣火在旧金山传递的直播中,肆无忌惮地说道:“他们(中国人)基本上就是一帮五十年不变的恶棍和暴徒。”这一侮辱性的言论,激起了旅美华人前所未有的怒火。4月20日,华盛顿、亚特兰大和洛杉矶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CNN和支持北京奥运的游行,游行人数达数万人。 当天9时,CNN驻洛杉矶分部所在的日落大道,早已成为红色的海洋,游行组织委员会刚开始分发了数量相等的中国和美国国旗,但自发前来游行的华人自带了大量的五星红旗,100多面星条旗只好成了不折不扣的“点缀”。可最引人注目的旗帜却是那些飘扬在众多五星红旗间的几面青天白日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一手举着五星红旗,一手举着青天白日旗,身上穿着一件“I Love China”的T-shirt,让人颇为感动。就这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8000多中国人,聚集在CNN的门口,一改往日的谦卑和气,用愤怒的呐喊,抗议多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和中国人一贯的不公和偏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喊出的是压抑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那与生俱来的屈辱感——自儿时起,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就告诉了让我们铭记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和日本侵华战争;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喊出的是海外游子们渴望被认同的迫切感——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人长期以来总被丑化成邪恶专制的代名词;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喊出的更是我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祖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指日可待。 游行集会按照计划进行,组织者递交了抗议书,不断有人加入到沿街站立的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这时,组织者提议通过唱歌来提高气势。他想了想,提议集体唱《歌唱祖国》,大家跟着伴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让嗓子喊得都有些沙哑的人群重新焕发了活力。歌声停,人群陷入安静。突然,有人高喊,“唱国歌!”一时间,无数人大声呼应道:“唱国歌!”组织者手举红旗,用麦克风开始引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那一瞬间,我哭了,情不自禁地哭了,热泪滑过脸颊,浸湿了印有“中国人很好很强大”的T恤。我扭头看了看其他站在我身旁的年轻的男子汉们,同样的热泪盈眶的感动,同样的热血澎湃的自豪,一双双血色的双眼和一面面飘扬的红旗,无比夺目,无比鲜艳。“前进!前进!前进进!”庄严的歌声回响在日落大道上,又似乎划破长空,传向了遥远的东方。我从未感到国歌是如此庄重,我从未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是如此自豪。 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体会到这种自豪感。他们是在场的8000多名中国人,他们是当天在亚特兰大和华盛顿的几万中国人,他们是几日后在伦敦、巴黎、柏林、东京走上街头的十几万中国人,他们是几个月后当五星红旗升起在鸟巢上空时电视机前十几亿的中国人,他们是每一个自豪的说出:“我爱你,中国”的中国人。 作为出生在80后的新一代,我们很难去体会,毛主席在60年前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广场上激动地泪流满面的人们的心情。我们虽然没有经历那跌宕起伏的革命年代,但我们切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已经从60年前那个到处是战争留下断壁残垣的“睡狮”,发展到今天GDP总量名列全球第三位的“巨龙”。随着祖国的日益强盛,中国人从未站得如此昂首挺胸,站得如此充满自信。随着祖国的日益发展,中国人自豪的走向全世界,自豪的欢迎全世界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可以在短短60年间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惊讶和羡慕。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杰出的领导力,克服了国内外的种种困难,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奇迹。 中国的崛起,同样要求我们国民与时俱进。首先,我们要学会倾听并尊重少数人的声音。如今,中国告别了一人的声音大过大多数人声音的年代,迎来了大多数民众声音成为主流的新时代。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大多数国民的声音得以表达,整个社会变得更加透明。但是主流并不一定代表着公正,并不一定代表着正确。当主流不由分说用谩骂和歧视淹没了少数人的意见,抛弃了本应越辩越明的真理,社会又如何继续进步呢?祖国的富强,应该带来的是国民的开明和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次,我们要学会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如今,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开始复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国凭借依旧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速度,吸引了各国的目光。与无数赞美和表扬一同到来的是不尽的批评和建议。或许仍是自卑心理使然,或许仍有很多外国人戴着有色眼镜,但当我们不加明辨,愤青似的将各种富有建设性的深刻的批评,都加上“辱华”、“分裂中国险恶用心”的标签,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均GDP依然落后的我们,又如何保持飞速健康的发展呢?祖国的富强,应该带来的是国民的自信和谦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今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她第60个生日,全国上下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人们发自内心的歌颂着日新月异不断进步的祖国,赞美着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侵略者建立起愈加富强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强大,不仅体现在不断提高的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国民的创造力和思想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开办工厂和企业,组织劳动力,创造价值,致富百姓;令人尊敬的学者潜心研究,发表著作,针砭时弊,启迪百姓;富有领导力的政治家积极改革,开拓进取,为国家谋发展,为百姓谋福利。坚定不移的改革,日趋完善的法律,不断提高的教育,开放自由的市场,都将引领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祖国,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不仅因为你的美丽富饶,不仅因为你的悠久历史,不仅因为你的勤劳善良,不仅因为你的智慧包容,更因为你不曾停歇的进步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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