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倒闭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的今天，随着当时的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宣布Lehman Brothers破产清算，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收购和财政部注资AIG三件金融市场的惊天大事，华尔街把整个世界拖下了水，开始了这场全球范围内恐慌性的危机。

    那天上午，我修改了状态：“Lehman Brothers, Merrill Lynch... Who's the next? Who's the gainer? ”。今天上午，我又修改了状态“一年前，雷曼喊冤倒闭，修改签名：'谁是这场危机的赢家？' 一年后，高盛独自做大，赚的盆满钵满，也算是给出了答案。” 顺便看了看自己一年来更改的状态，发现自己对金融市场的了解和把握，通过这一年的金融危机，得到了令我自己都惊叹的提高。比如，2008年10月9日，“You should get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后来也证明那时的确是A股的最低点；2009年3月1日，“CPI, PPI双双下降，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只用了一年时间。面对着滥发的货币，谁知道下次通货膨胀会不会来的更快...”，随后房价开始疯狂上涨。

    或许，我这辈子也很难再经历一次这样的金融危机。当我80岁时，可以向我的孙子们谈论起那恐怖的2008，就像如今人们谈论1930“大萧条”一样。但我想，在我向我的儿孙们滔滔不绝的谈起2008时，真正应该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政府前后矛盾的惊天大救市，还是中国政府举世瞩目的政府投资？这一年，对人们来说，只是个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还是，我们真正用惨痛的教训学到了些什么？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转载了财经网的两篇文章，都是在说由日本引发的思考。两篇文章，抛砖引玉，作为我对金融危机的思考和我近些天的思考。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泡沫便产生了。这两天，因为业务上的需要，对爸爸的公司和其行业进行深入了分析研究。作为典型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已经度过了求生存的阵痛，步入了求发展的路程。而如同其他中小企业一样，管理制度的低效和人力资源的缺乏，限制了公司持续的高速发展。企业继续发展，需要资金，并非缓解流动性紧张，更多的是扩张和管理体系升级和人力资源补充的压力。

    但对于这样一个年销售收入过亿、还拿到了高科技性企业资格的中小企业，我们银行除了可以提供缓解其流动性资金困难的金融产品，其他的却什么也做不了了。这些企业，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大楼、没有工厂，没有诸如此类的抵押物，我们无法贷款。那他们要如何筹集用于发展的资金呢？厌恶风险的，只好踏踏实实的靠每年不足营业收入5%的资本公积进行积累；敢于投机的，便把利润投向了股市或者房市，冀望其迅速增值。

    就像那些发现问题本质的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样，中国的企业在把注意力从主营业务转到虚拟的资本市场，从而制造了泡沫。“商人，就知道投机！”这是第一个浮现在满脸厌恶的我们的脑海里的。但认真思考一下，这真的只是江浙农民企业家才会做的短视的投机行为吗？或者，更深一步讲，造成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比如美国，靠的不仅是那些举足轻重的大企业，更多的是真正为社会解决就业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和迅速成长，不仅创造了财富，增加了就业，更多的是为人们坚定了依靠创造力和勤奋可以获得丰厚回报的信念。比如，Google、Dell，这些年轻的企业向人们证明了这一切。中国下定决心要发展市场经济，可中小企业生存却不容乐观，先避而不提经商环境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企业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面临企业自身的业务发展问题，一方面又要为各种融资困难发愁。

    深发展作为宣传“为中小企业服务”口号最响亮的一个，在日常经营中，管理层还是各种思考如何去拉大型国有企业的存款，为其放贷款，就更别提那些国有大行了。何谈与中小企业一同成长？！银行按正规手续不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中小企业也只好被迫走上投资股市和房市的道路，从而吹大了泡沫，从而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放弃主营业务，走上这条“不归路”。的确，以爸爸的公司为例，50个工程技术人员，辛苦一年，只能带来10%的EBIT，10%的ROE，各种税费之后，净利润不足5%，要想做大做强，赚取超额利润，谈何容易。更不用说那些生产方式更为灵活的制造业企业，主业干不下去，拿钱去炒股炒房，还好股市房市连涨不断，也能混个小康。

    今天的这些思考，或许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明知经商环境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只希望自己能通过工作的积累积极地思考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方法和模式。的确，工作压力很大。一年的保护期过后，就要把我这样的大学的毕业生就推向市场，背负着几千万的存款压力，让我现在就感到寝食难安。但我想，我不能和那些只搞关系的客户经理一样，盲目的跑市场。我是经过大学教育的，是学会如何思考并解决问题的。我要通过我的思考，想出既能积累经验，又能完成考核的工作方式。那时，才能叫做学以致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MBA需要工作经验的原因吧~

经济学教科书宣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稳定的，很少需要政府干预。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

2009年9月 • George A. Akerlof and Robert J. Shiller

摘自《动物性》

这些年来，世界经济就像坐上过山车。直到偏离轨道的那一刻，乘客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座驾已然失控。由于考虑不周，游乐场的管理者并没有给过山车的爬高设立限制，甚至没有准备任何安全设施。

为什么人们直到银行倒闭、工作岗位化为乌有、数百万起抵押被取消赎回权时，才发现种种示警信号？答案很简单。因为经济学教科书一直宣扬、而且只宣扬自由市场的益处。这个业已风靡全球的信仰体系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稳定的，很少需要政府干预。这种思路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据此推论，如果自由市场中的人们理性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充分利用一切互惠的机会来进行生产和交换。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也该得个高分，至少按照某个小学生的标准来看是这样——我们在一家饭馆里从旁边听到他对自己的拼写测验成绩大发牢骚：既然他拼对了单词的70%，那为什么只得了个C呢？实际上，我们相信，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优势的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认为，他的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为什么会产生类似过山车的波动，而从该理论得出的“很少需要政府干预”这条论断完全是错误的。

亚当•斯密看到了人们理性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的经济理论也解释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但是，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点：人们还会受到非经济动机的诱导，即“动物性”。有时人们是非理性的，会犯错误、会短视、甚至为非作歹；有时他们的行动只是为行动而行动；而有时，他们会奉行与经济无关的价值观，比如公平、荣誉或者正义。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理解的那样：“如果要估算某条铁路、某个铜矿、某家纺织厂、某种专利药的商誉、某条跨大西洋航线或者伦敦市的某座建筑在未来十年内所带来的收益，我们的知识基础可谓十分浅薄，有时甚至为零。”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很多决策“只能凭着动物性而做出”。

动物性在5个方面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通常会放大干扰的信心和反馈机制；对薪酬和价格的设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公平所持的态度；腐败的诱惑和反社会行为的诱惑；“货币幻觉”，或者说对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的混淆（例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通货膨胀时，保守投资也会存在风险）；以及自己和他人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汇集起来，绘制出的是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一切都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的危机源于我们信心的变化，也根源于诱惑、嫉妒、愤恨、幻想，尤其是源自经济的变化：当初光荣的金融“创新”最终演变为一场圈钱游戏。这些无形的因素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花不多的钱就在玉米地里建起房屋；为什么另一些人会为他们提供购买房屋的资金；为什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达到14,000点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跌至7,000点以下；美国的失业率为什么在24个月内上升了4个百分点；为什么美联储勉强挽救了贝尔斯登，而救不了雷曼兄弟；为什么那么多银行资金短缺；为什么一些银行即使在接受援助后还是濒临绝境，而且可能从此销声匿迹。

动物性在发挥作用

有些解释将原因仅仅归结为亚当•斯密的纯粹经济理性体系中出现的小小偏差。这些解释清晰明了，因为它们处于大众所熟知的框架之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微小的偏差描述了经济真正的运行情况。经济理论应当从那些真实发生的、可观察的较大偏差中派生而来，而不是那些细枝末节。如果要描述真正的经济运行机制，就必须考虑到动物性。

金融价格为什么如此起伏不定？

从来没有人能够合理地解释金融价格为什么会呈现出剧烈的螺旋运动，这种螺旋运动的历史正如金融市场本身一样悠久。美国股票市场的实际价值在1920年到1929年间增长了4倍，在1929年到1932年间一路回落；在1954年到1973年间翻了一番，却又在1973年到1974年间遭到腰斩；在1982年到2000年间增长了近8倍，而在2000年到2008年间却跌去了一半。即使到现在，也没有谁能对这些波动给出合理解释。经济学家有时会证明个别公司股价变动的合理性，但无力探究股价整体变动的原因，后者似乎无法用利率、股息、收益或任何其他因素的变化加以说明。

当股市崩盘时，政府就会坚持宣称“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希望借此恢复公众的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说法是正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变化的是股票市场，经济基本面并无变化。我们是怎么知道基本面不会带来这些变化的呢？如果价格反映基本面，那么，基本面的变化就会带来股价变动，因为可参考基本面来预测股票未来的回报。从理论上来说，股价预测了未来收入流的折现价值，也就是股息和收益的现值。但股价比其反映的股息或收益现值更为多变。

有人宣称股价反映了未来回报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把他比作一个气温稳定的小镇里精神错乱的天气预报员，他预测某天的气温将达到150华氏度，而另一天会降到零下100华氏度。即使他的预测方法完全没错，也应该被解雇。理解了这个比喻之后，对于股价会根据经济基本面反映未来收益预期这种看法，您应当予以否定。价格是极易于波动的。

不过，价格变动似乎的确与社会变化存在关联。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和Sendhil Mullainathan在美林证券的广告中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泡沫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美林证券的广告是祖孙二人在钓鱼。广告题为：“也许您应该制定计划慢慢致富。”当股市在2000年达到顶峰时，美林证券的广告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牛形电脑芯片，广告题为：“投身网络，牛运亨通”（Be Wired... Be Bullish）。而当股市崩溃之时，美林证券又重拾祖孙钓鱼的老广告。广告标题则换成了“一辈子的收入”。

凯恩斯将股票市场比喻为这样一种竞赛：参赛者需要从100张照片中挑出最漂亮的6张面孔。所做的选择最接近全体参赛人员平均偏好的参赛者将夺得大奖。当然，为了赢得这场竞赛，您不应该选择您认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应该选择您认为会被其他人视为最漂亮的那些面孔，或者最好是选择您认为在其他人看来，别人眼中最漂亮的面孔。股票投资，往往与此类似。

另一个类似的情形是美味红苹果（Red Delicious）。几乎没有人真正喜欢它们的口味，但它们还是势不可挡地成为了美国最畅销的苹果。在19世纪，另一种味道更好的苹果在市场上用这一品牌的名称销售。后来，由于鉴赏家们的兴趣转向了其他品种，为了挽救自己的收入，果农们让美味红苹果转移到一个新的利基市场中。它变成了一种低价苹果，人们要么认为其他人会喜欢它，要么断定“其他人认为别人会喜欢它”。果农大都不再走美味路线。而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一种苹果也会这样贬值。这与投机性投资颇为类似：许多人并不明白公司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也不知道公司有多少种贬值的方式。如果一种无人对其抱有信心的股票却保持着它的价值，那么，它就是一种美味红苹果式的投资。

泡沫与信心倍乘因素

显然，投资者希望在市场一路飚升时快速致富，在市场低迷时保全自身。如果他们随股价升降而买卖，这种反应就会反馈为更多的同向价格变动，这属于一种价格对价格的反馈。恶性循环可能会使这一周期延长一段时间。最终，泡沫会破裂，因为支撑泡沫的只有对未来收益增长的预期。

价格对价格的反馈可能不足以产生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但其他形式的反馈——尤其是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的反馈——会使得泡沫越吹越大。这种额外的反馈会延长周期长度，放大价格对价格的效应。从资产市场到实体经济的反馈至少有三个源头。当股票和房屋价格上升时，这些资产的拥有者就不再省吃俭用了。他们感到自己更加富足，于是会增加开销。他们可能还会将股市收益或房屋增值看作是活期储蓄存款。

在决定投资水平方面，资产价值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股市下跌时，公司会减少在建造新厂房和购置新设备方面的支出。如果独户住宅市场萎缩，建筑公司就会放弃一些建造计划。破产对商业投资和房产投资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当资产价格下降时，债务人可能会违约，使提供债务融资的金融机构面临危险。如果债务人的贷款意愿下降，资产价格就会产生更大的跌幅。这类资产价格变动会影响公众信心，造成价格-收益-价格的反馈循环。相对而言，股价上涨则能够提升人们的信心。人们会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企业的利润也会扶摇直上，这又会使股价再次提升。这些相辅相成的正反馈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反馈变向，经济开始掉头滑落。

杠杆比率反馈和杠杆比率周期会增强其他类型的反馈。抵押比率是指贷款机构向投资者发放的贷款占抵押资产价值的百分比。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抵押比率也会提高：例如，在独户住宅市场，银行向购买者提供的贷款（相当于住宅价值的一定比例）会增多。杠杆比率升高，会反馈到资产价格中，使之升高，后者又继续催生出更高的杠杆比率。当资产价格下跌时，这一过程则会反向作用。

杠杆比率周期如此运作，部分原因是由于银行资本的要求。随着资产价格提高，杠杆金融机构的资本相对其监管要求会有所上升，因此可以购买更多的资产。如果很多金融机构购买资产，就会抬升价格，释放出更多的资本。这形成了一种反馈循环，推动价格稳步走高。如果资产价格下跌，杠杆金融机构就必须通过出售资产来满足资本要求。其系统性效应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资产价格，造成资本比率下降，进而迫使机构卖出更多资产。在极端的情况下，下行反馈会将价格降到“跳楼甩卖”的水平。

在大多数人看来，股市繁荣带来的实际收益上升证明这种繁荣是理性的。很少有人能看出收益上升可能是股市上涨暂时的表象。如果高房价时期的租金上升，人们会认为这证明了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租金上升是高房价暂时的表象。

动物性和油价变动

油价同样发生了巨大的波动，尤其是在1973年到1986年石油危机时期。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2年到1974年间，当时欧佩克限产，原油价格涨了一倍多。

从表面来看，欧佩克是为阿拉伯人输掉1973年赎罪日战争而进行报复，但它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解释。1973年之前，德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我个人觉得这个名字颇为落伍）曾经规定了该州石油生产商的开采时段。类似的限制推动了油价的上升。到1972年末，当配额升至100%时，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从那时起，欧佩克就可以靠限产来提高价格，而美国却无法相应提高产量，因为它的产量已经达到最高。1979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切断了波斯湾石油的供应，使价格再次翻倍，在1986年之前，一直居高不下。后来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油价回落了一半。

上述简要回顾似乎告诉我们，决定油价的不是经济基本面，就是政治和军事基本面。的确，自那时起，这两者就成为了决定性因素。但即便如此，在石油市场上，信心、生产和价格之间的反馈效应却与股票市场惊人的相似。

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人口爆炸以及人口爆炸造成短缺的论调越来越有影响力。就在欧佩克限产前18个月，《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就预言了世界经济灾难的到来，其中设想的一个场景就是，世界人口在21世纪晚期将死去一半。在这种设想的诱导下，欧佩克的部长们推断，减少石油产量不但能够提高价格，而且能将剩余的石油留到价格更高时再出售。当然，对于与全球智库“罗马俱乐部”抱有相同观点的人士来说，欧佩克的决定也坚定了他们的信念。油价提高了两倍，还有什么证据比这更有说服力呢？而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紧随经济衰退发生的价格回落令末日论的热度有所消减。对《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项ProQuest搜索的结果表明，1975年至1979年，包含关键词“探明储量”（proven reserves）和“石油”（oil）字样的文章有115篇，而1980年到1984年有137篇，1985年到1989年则只有73篇。

资源的确是有限的，全球变暖也是一个威胁，但油价和它波动的轨迹仍然与股票市场十分相似，油价很容易变化。还是那句话：那位天气预报员应该被解雇。

市场是投资的推动力

一个国家对本国的机械和设备、工厂、路桥、软件以及通信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对其经济的繁荣有着重大的意义。认真的研究证实，这类投资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不过，高管们是在面临广泛的不确定性时才做这类投资。一些理论经济学家潜心研究，希望能够了解人们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这些经济学家似乎主要关注行为经济学领域。《杰克：肺腑之言》（Jack: Straight from the Gut）是通用公司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的自传的书名，书中是这样总结这一现实的：投资决策出自直觉，而不是基于分析。直觉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遵循的是心理学法则，准确地说，是遵循社会心理学法则。要问资本开支为什么年年都有波动，有点像询问为什么每次开牌友会时的啤酒饮用量都会有所不同一样。

由于资产价格存在投机性波动，投资水平的变化就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于这些价格变动的看法。正如韦尔奇所写的那样：“公司的情绪随着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股价的飚升而波动。每一个有利的消息似乎都能让企业欢呼雀跃。而每一篇泼冷水的文章都会给那些呜咽的‘愤世嫉俗者’以希望。”毫无疑问，他对股价与投资之间的关联存疑。根据经济学家James Tobin和William Brainard设计的指标，关联应当是精确无误的。但实际上，这种关联十分薄弱。

在大崩盘的年份（1929年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千禧年繁荣期，当市场和投资的涨跌一致时，能够印证上述关联。但是，在另外两个重要的时期中，股票市场不断下滑，而投资却继续保持强势。二战之后，市场陷入困境，但经济发展却变得极为强劲，以至于1947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4%，投资额也居高不下。类似的一幕也出现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相关数据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如果股市下滑的原因是伴随着强势经济的通货膨胀，那么，投资很可能仍然呈现出繁荣景象。

驯化猛兽：让金融市场为我所用

几十年来，从经济发展的主线中可以看出，前面所描述的所有波动都具有理性基础。在泡沫时代，由房屋和次级抵押房贷等资产引发的任何风险都可以通过一套复杂的金融手段来加以控制，例如，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证券化和衍生品。然而，时过境迁。新的事实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复杂的概念只不过是卖狗皮膏药的新把戏。随着关于华尔街及其产品的神话破产，金融市场的活力渐趋枯竭。房产价格一落千丈，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土崩瓦解，而信贷也开始紧缩。

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再次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在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过后，罗斯福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以使公众免受自由企业的过度行为之害。70多年来，这些保障措施一直发挥着效用，但此后，复杂性的增加为规避监管提供了有空子可钻的途径。现在，市场必须翻开新的篇章，而在新篇章里并非总是撒满阳光。我们必须承认动物性这种市场驱动力的地位，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让市场有效地运作，以及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崩溃的可能性，并降低需要用公共开支来进行大范围企业救助活动的可能性。

目前的麻烦其实并非资本主义的危机，自由企业仍然是供应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最佳途径。但是，金融商品和服务则不同。当人们对他们所购买的东西了然于心时，资本主义能够很好地运作。然而，大多数人对机构代表他们购买的金融产品——例如，通过养老基金、401（k）帐户、货币市场基金购买的金融产品，有些富人还通过对冲基金由他人代为购买金融产品——几乎一无所知。

如果我们认为人类是完全理性的，其行为主要从经济动机出发，那么，我们就会像亚当•斯密及其今天的追随者那样，相信政府在监管金融市场乃至确定总需求方面不应当发挥什么作用。但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动物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业水平就会时常大幅度地摇摆不定，金融市场也将陷入一片混乱，恶人会横行无忌，很多人的生活将十分悲惨。正确的答案并非总是清晰可辨。但如果不承认动物性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国家就无望找到这些正确答案。

作者简介：

George A. Akerlof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Koshland讲席经济学教授。他于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obert J. Shiller是《纽约时报》畅销书《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和《次级贷款解决之道》（The Subprime Solution）的作者。他还是耶鲁大学的Arthur M. Okun讲席经济学教授，也是耶鲁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员。本文节选自他们合著的《动物性：人类心理学如何推动经济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性》（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

转自《麦肯锡季刊》，引用网址：http://china.mckinseyquarterly.com/How_animal_spirits_destabilize_economies_2349

——行内《发展》月刊征文

    2008年4月20日，周日清晨，洛杉矶比弗利山旁的日落大道上，路灯关闭后，除了几个依偎在街角打鼾的无家可归者，万籁俱寂，安静到让人不敢去相信这里平日里的繁华。就在这日落大道再次被东方的朝阳照亮的时候，原本冷清的街道，不知何时已经被熙熙攘攘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挤满。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大多数是黄皮肤黑眼睛，他们大多数手举各式各样的五星红旗，他们大多数身穿“我爱中国”的文化衫，他们大多数面带严肃而正义的表情。我和一行的4位同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008年3月，就在北京的奥运圣火史无前例的开始了环球之旅的同时，我国西藏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国内外的分裂势力便借机“上演”了一场场破坏圣火传递的闹剧，而一些一直对中国充满偏见的人士，更是抓住机会，大肆批评，甚至恶意中伤中国和中国人。4月17日，CNN的主持人卡弗蒂(Jack Cafferty)在奥运圣火在旧金山传递的直播中，肆无忌惮地说道：“他们（中国人）基本上就是一帮五十年不变的恶棍和暴徒。”这一侮辱性的言论，激起了旅美华人前所未有的怒火。4月20日，华盛顿、亚特兰大和洛杉矶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CNN和支持北京奥运的游行，游行人数达数万人。

    当天9时，CNN驻洛杉矶分部所在的日落大道，早已成为红色的海洋，游行组织委员会刚开始分发了数量相等的中国和美国国旗，但自发前来游行的华人自带了大量的五星红旗，100多面星条旗只好成了不折不扣的“点缀”。可最引人注目的旗帜却是那些飘扬在众多五星红旗间的几面青天白日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一手举着五星红旗，一手举着青天白日旗，身上穿着一件“I Love China”的T-shirt，让人颇为感动。就这样，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8000多中国人，聚集在CNN的门口，一改往日的谦卑和气，用愤怒的呐喊，抗议多年来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和中国人一贯的不公和偏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喊出的是压抑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那与生俱来的屈辱感——自儿时起，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就告诉了让我们铭记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和日本侵华战争；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喊出的是海外游子们渴望被认同的迫切感——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人长期以来总被丑化成邪恶专制的代名词；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喊出的更是我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祖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指日可待。

    游行集会按照计划进行，组织者递交了抗议书，不断有人加入到沿街站立的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这时，组织者提议通过唱歌来提高气势。他想了想，提议集体唱《歌唱祖国》，大家跟着伴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让嗓子喊得都有些沙哑的人群重新焕发了活力。歌声停，人群陷入安静。突然，有人高喊，“唱国歌！”一时间，无数人大声呼应道：“唱国歌！”组织者手举红旗，用麦克风开始引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组成我们新的长城！”那一瞬间，我哭了，情不自禁地哭了，热泪滑过脸颊，浸湿了印有“中国人很好很强大”的T恤。我扭头看了看其他站在我身旁的年轻的男子汉们，同样的热泪盈眶的感动，同样的热血澎湃的自豪，一双双血色的双眼和一面面飘扬的红旗，无比夺目，无比鲜艳。“前进！前进！前进进！”庄严的歌声回响在日落大道上，又似乎划破长空，传向了遥远的东方。我从未感到国歌是如此庄重，我从未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是如此自豪。

    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可以体会到这种自豪感。他们是在场的8000多名中国人，他们是当天在亚特兰大和华盛顿的几万中国人，他们是几日后在伦敦、巴黎、柏林、东京走上街头的十几万中国人，他们是几个月后当五星红旗升起在鸟巢上空时电视机前十几亿的中国人，他们是每一个自豪的说出：“我爱你，中国”的中国人。

    作为出生在80后的新一代，我们很难去体会，毛主席在60年前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广场上激动地泪流满面的人们的心情。我们虽然没有经历那跌宕起伏的革命年代，但我们切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已经从60年前那个到处是战争留下断壁残垣的“睡狮”，发展到今天GDP总量名列全球第三位的“巨龙”。随着祖国的日益强盛，中国人从未站得如此昂首挺胸，站得如此充满自信。随着祖国的日益发展，中国人自豪的走向全世界，自豪的欢迎全世界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可以在短短60年间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惊讶和羡慕。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杰出的领导力，克服了国内外的种种困难，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奇迹。

    中国的崛起，同样要求我们国民与时俱进。首先，我们要学会倾听并尊重少数人的声音。如今，中国告别了一人的声音大过大多数人声音的年代，迎来了大多数民众声音成为主流的新时代。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大多数国民的声音得以表达，整个社会变得更加透明。但是主流并不一定代表着公正，并不一定代表着正确。当主流不由分说用谩骂和歧视淹没了少数人的意见，抛弃了本应越辩越明的真理，社会又如何继续进步呢？祖国的富强，应该带来的是国民的开明和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其次，我们要学会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如今，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开始复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国凭借依旧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速度，吸引了各国的目光。与无数赞美和表扬一同到来的是不尽的批评和建议。或许仍是自卑心理使然，或许仍有很多外国人戴着有色眼镜，但当我们不加明辨，愤青似的将各种富有建设性的深刻的批评，都加上“辱华”、“分裂中国险恶用心”的标签，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均GDP依然落后的我们，又如何保持飞速健康的发展呢？祖国的富强，应该带来的是国民的自信和谦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今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她第60个生日，全国上下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人们发自内心的歌颂着日新月异不断进步的祖国，赞美着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侵略者建立起愈加富强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强大，不仅体现在不断提高的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国民的创造力和思想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开办工厂和企业，组织劳动力，创造价值，致富百姓；令人尊敬的学者潜心研究，发表著作，针砭时弊，启迪百姓；富有领导力的政治家积极改革，开拓进取，为国家谋发展，为百姓谋福利。坚定不移的改革，日趋完善的法律，不断提高的教育，开放自由的市场，都将引领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祖国，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不仅因为你的美丽富饶，不仅因为你的悠久历史，不仅因为你的勤劳善良，不仅因为你的智慧包容，更因为你不曾停歇的进步与发展！

慈善事业每况愈下，富人们的财富和看法也是如此。

不过，福布斯出炉了一个新排行榜，以便让我们对富人充满希望。这个“亿万捐款人”排行榜给那些总计捐出了（而不只是承诺要捐出）至少10亿美元的人排出了名次。榜单的一大优点就是捐款不一定非得是近期的。

有趣的是，在福布斯列出的全球793个亿万富翁中，只有14人上了“亿万捐款人”榜。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卖掉了抵押贷款公司的亿万富翁银行家赫伯特•桑德勒(Herbert Sandler)说，我很吃惊只有这么点儿人上榜，这太丢脸了。

以下是福布斯所谓的“地球上最慷慨的人”（假设美元和慷慨程度是有相关性的。）

1 比尔•盖茨(Bill Gates)，捐出了280亿美元
2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72亿美元
3 戈登•摩尔(Gordon Moore)，68亿美元
4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67亿美元
5 艾利•布洛德(Eli Broad)，20亿美元
6 詹姆斯•斯托尔斯(James Stowers)，19亿美元
7 桑德勒夫妇(Herbert and Marion Sandler)，15亿美元
8 迈克尔•布伦博格(Michael Bloomberg)，15亿美元
9 李嘉诚(Li Ka-shing)，13.7亿美元
10 迪特马尔•霍普(Dietmar Hopp)，12.5亿美元
11 迈克尔•戴尔 (Michael Dell)，12亿美元
12 克劳斯•奇拉 (Klaus Tschira)，11亿美元
13 史帝芬•施密德海尼(Stephen Schmidheiny)，10亿美元
14 泰德•特纳(Ted Turner), 10亿美元

你认为世界上最慷慨的人是谁呢？

Robert Frank

转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英文榜单见：http://www.forbes.com/2009/08/24/billion-dollar-donors-gates-business-billionaire-philanthrop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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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种富有，才值得去追求。

转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John Steele Gordon

奥巴马政府一心想在美国医疗保健、汽车和银行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使不是完全接管这些行业。在这之前，看看政府运营企业的既往表现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那真是一团糟。

比如，在1913年，由于认为钢铁公司对军舰用钢板的要价太高，联邦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工厂。当时估计年产能1万吨的工厂所生产钢板的价格可能只是钢铁公司要价的70%。

当工厂终于建成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后了，总投资超出了预算几百万美元，所产钢板的价格是钢铁公司要价的两倍。它只生产过一批钢，然后就停业了，再也没有恢复过生产。

不妨再看看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除了保费来源以外，它在经济上与普通的医疗保险的公司没有什么不同。但与UnitedHealthcare这样的公司不同，它是一个让官僚机构难以摆脱的恶梦，不断传出浪费和欺诈丑闻。去年，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估计，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报销的轮椅和医院床位等耐用医疗设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存在不当或欺骗行为。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是如此地疏于监督，它甚至曾给截肢者报销了矫形鞋的费用。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是政府运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众多的原因使其成为了一种先天不足，其中包括：

1) 政府是由政客，而非商人管理的。政客只能做出政治决定，而非经济决策。毕竟，他们最看重的是竞选连任这项业务。出于这种需要，政客们可能总偏爱短期效益。对政客来说，现在显得好比长远结果更重要，即使长远结果可以很容易地预见到。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弊端多年前就已明显暴露出来，但政治因素却阻碍了必要的改革。

政客们往往将狭隘的利益凌驾于可靠的经济意义之上。我们不妨假设一下。爆发了全国性的产品危机，而参议员斯努特(Wiley Snoot)是参议院产品委员会的主席。有两种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普遍认为在这两个技术中A技术更有希望。但已在开发B技术的公司其总部位于斯努特所在的州，它在当地雇有40,000名工人。斯努特会用他强大的立法影响力推动哪项技术呢？

2) 政客需要轰动效应。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斯努特参议员着手应对产品危机！”），即便在什么都不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之际。市场能够有效地处理过剩和短缺，但却无法制造有利的头条新闻，反而常常产生相反的效果（“斯努特参议员未采取措施应对产品危机！”）。

3) 政府用的是他人的钱。而企业花的是自己的钱。企业是创造财富的机器，不同的人（投资者、管理者和劳动者）在共同遵守一套既定规则的前提下走到了一起，他们希望能共同创造比各自单打独斗更多的财富。

因此企业中的劳资谈判是商讨如何在股东和工人间分配所创造财富的过程。每一方都知道，如果他们在谈判中的立场太过强硬，就有可能杀了给双方都生金蛋的鹅。只要问问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是学校董事会同教师工会坐下来谈判，或是决定需要多少管理人员时，鹅就成了纳税人。这也是如今公务人员的福利往往要大大好于私营部门员工的原因。这也是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的管理人员与学生人数之比是该市天主教学校系统10倍的原因，至少在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负责这一系统前是如此。而在进入政界前，布隆伯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4) 政府不容忍竞争。奥巴马政府正在谈论组建一个“公众选择”，和营利性公司在医疗保险市场展开竞争。但有哪个政府实体在与私营公司的平等竞争中取得过成功？就我所知是没有。

5) 政府企业几乎总是垄断性的，因此根本不会面对竞争。但竞争正是令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如此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关键所在。缺乏竞争总是注定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

当美国联邦政府于1917年将电话系统收归国有时，政府给的理由是，这是一个降低价格的战时举措，随后将电话系统转交给了邮政局来运营。（这个过程被称为远近邮费均一化，一个令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士不寒而栗的词语）。然而，尽管政府承诺降低价格，邮政局接管电话系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调价格。
削减成本和所有官僚主义文化背道而驰。实际上，当成本削减不可避免时，官僚主义通常会以给公众带来最大不便的方式削减成本，导致公众施压反对削减成本。

6) 成功的企业是由开明而又专制的领导者运营的。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长拥有有效管理的权力。他决定公司政策，组织企业结构，按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配置资源。董事会平常就是起到批准管理者决定的作用（当然，也包括解雇他）。这使得一家公司能够在必要时迅速采取行动。

但美国政府被开国元勋们设计成了一个低效率的机构，这点几乎无可争辩。美国总统是政府的首席执行长，但除了琐事，如果得不到两个单独的非常庞大的委员会（参众两院）的批准，他什么也干不了。而国会议员各自有着自己的政治议程。美国政府总是有着很多厨子，正因为如此，政府这锅肉汤常常被弄的一锅糟。

7) 政府是由政府监管的。在1917年美国电话系统的远近邮费均一化问题显得非常迫近的时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总裁范尔(Theodore Vail)承认，他的公司实际上是个垄断企业。但他指出，所有垄断都应受到监管，政府所有权可能是一个无法监管的垄断。

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并实施规定，使得一个文明社会能够繁荣昌盛。但政府却有着监管自身的灰色记录。举例来说，想像一下，如果一家公司希望粉饰收益状况，从公司退休资金中将员工贡献资金转移到了公司帐户上，然后用一般信用公司债代替这笔资金，称这笔资金为征用收入。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公司会计会拒绝证明帐面无误，管理者可能会（罪有应得地）最后锒当入狱。

但这正是联邦政府对社保基金所做的事情；不同于企业，联邦政府自己决定如何保持帐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联邦政府出现了所谓的预算盈余，一帮基本不加疑问的华盛顿记者团也这么说。但那些年里国债依然在增加，因为政府是在借钱制造盈余。

资本主义并不是完美的，实际上，借用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句有关民主的着名描述，资本主义是除其他所有制度以外最糟糕的经济制度。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只有利润动机和竞争才能让企业精简、高效、创新和以消费者为导向。

（编者按：John Steele Gordon是《财富的帝国》(An Empire of Wealth: 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一书的作者。）

甚至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与控制的繁荣之路。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

2009年3月 • 黄亚生

    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可信性是全球金融危机中最早的牺牲品之一。随着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倒闭，全世界的权威评论家一窝蜂地唱衰美国经济理念——有限政府、最小限度的监管和对信贷的自由市场分配等。在考虑以何种模式取代没落的美国模式时，有些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在中国，市场受到严格的监管，而金融机构则由国家控制。在经历了华尔街的溃败后，焦躁不安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撰文指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有吸引力了。”《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为基于孔子思想的“新干预主义”在全球的出现而高声欢呼；伊格内修斯引用理查德•尼克松间接称颂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话说：“现在我们都中国化了。”

    但是，在宣布新的中国世纪的曙光到来之前，全球的领导人和高管们需要好好再想一想，中国活力的源泉到底是什么。说到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获得广泛认可的看法——那是专家治国论的胜利，共产党依靠国家控制的企业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从各个重要方面来讲都错了。这种标准的看法认为，企业家精神、私有财产权、金融自由化和政治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基于对中国政府的调查数据和中央及地方政府文件的详细分析，我的研究结论是，财产权和私营企业是高速增长和贫困水平降低最主要的激励因素。

    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文章，认为渐进主义是中国成功地从马克思主义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许多文章称赞北京摒弃了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采用更加务实的方法，创建了良好的商业环境，让私营企业有机地发展。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在上世纪80年代首先进行小范围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由度和市场导向水平逐渐提高，并在90年代后期积蓄了发展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和私营企业的早期地方性试验，催生了乡镇企业最初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些早期的收获——而并非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90年代的城市化——为中国奇迹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尽管有许多专家将中国宏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利用外国资金建设的崭新工厂与印度破败不堪的公路和微不足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进行比较，但这种观点夸大了公共开支和外国投资对中国发展的贡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前，这两种因素在中国的影响力所占比重都不大——它们的出现比80年代宽松的金融控制和最初的乡镇企业发展大潮要晚得多。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比90年代快得多，并且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贫困人口下降，贫富差距缩小，而且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 衡量从经济发展中人均获益的指标——显著上升。从1978年到1988年，生活水平低于中国贫困线的农村人口减少了1.5亿以上。而在90年代，尽管 GDP几乎都达到了两位数增长，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贫困人口数量却只下降了6,000万。此外，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程度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

    换句话说，企业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不同，它不仅带来了增长，而且还对增长所带来的利益进行了广泛的分配。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既充满活力，又符合社会道德。

    西方媒体总爱把像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称颂为生机勃勃的发展中心（见图表）。而中国的农村地区，即使被提到，也通常被形容为贫困的穷乡僻壤。但是，只要对经济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对中国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的这些令人震撼的描述完全是一种误导：事实上，中国的农村才具有最大的经济活力，而政府的强势干预已经窒息了中心城市的企业家精神和所有权。

    后一种观点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大部分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中国的斗争：由市场推动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与由国家主导的城市之间的斗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农村占据优势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企业式的、独立于政治的，并且是充满竞争活力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城市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会朝着依赖于政治和国家集权的方向发展。

    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其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GDP使其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事实果真如此吗？采用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成就指标来衡量，上海的发展远不及温州。温州是位于上海南边数百英里以外一个浙江省的城市，这里是企业资本主义的一片乐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使温州闻名于世的仅仅是它那勤劳的农民。当时，在温州的500万居民中，城市人口还不到10%。如今，温州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数量众多的企业主宰着欧洲的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乐园的上海，如今却很少涌现出本土企业家。

    温州的转型几乎完全是靠自由市场政策来实现的。早在1982年，当地官员就开始试行民间借贷、自由利率、存贷款机构的跨地区竞争，以及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等。温州市政府还大力保护私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并从其他诸多方面使城市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本土企业为民生福祉带来了什么变化吗？非常多。按人均GDP计，上海几乎是温州所在的浙江省的两倍（难以获得温州人均GDP的详细数据）。但是，如果衡量家庭收入——一般居民的实际的支出能力——这两个地区的繁荣程度就旗鼓相当了。2006年，一个典型上海居民的家庭收入比一个典型浙江居民的家庭收入高13%，但上海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水平（如政府福利）却几乎是浙江居民的两倍。两地居民的平均劳动收入大体相当。平均来看，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并未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与其北部近邻江苏省的经济状况，这种对比就会更加清晰。这两个省份可以进行近乎完美的比较。它们的地理条件差不多相同：都是沿海省份，江苏位于上海北面，而浙江位于上海南面。它们还拥有相似的企业发展历史：都对解放前上海的实业家和企业家阶层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在改革以后的若干年里，江苏省吸引了外国投资并从公共建设工程开支中受益颇多，而浙江省却不然。这种差异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20年前，江苏省比浙江省更为富庶，但如今却比浙江穷，在每一项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上都落后于浙江。平均来看，浙江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大大高于其北方邻省的居民，他们居住的房子更大，拥有电话、计算机、彩电、相机或汽车的比例更高。浙江的婴儿死亡率更低，浙江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长，识字率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远远低于江苏。应该如何解释浙江更胜一筹的繁荣呢？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在江苏，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歧视本地企业而青睐外国资本；而浙江的官员则让本土企业家拥有自由支配权，允许他们构建更大、更富有活力的本地供应链。

    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难解之处并不是其经济如何发展，而是西方专家为何对其发展历程的理解错误百出。一个原因是，这些外来旁观者误解了构成中国经济体系最基本的元素之一——乡镇企业——的性质。一些西方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将乡镇企业称为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创新意义的混合体，在政府的控制下实现了高速增长——的资本主义象征。例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就称赞乡镇企业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时最常见的问题——私人投资者的资产剥离——提供了具有独创性的解决方案他认为，这些企业既具有公有制的形式，可以避免被掠夺，同时又能实现私营企业的高效率。

    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常常认为乡镇企业归乡镇政府所有。就在2005年，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乡镇企业“与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很少有相似之处” 。但有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国务院1984年3月1日发布的一份政策性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了乡镇企业的名称。该文件将它们定义为“由乡镇主办的企业、由农民组成的联合企业、其他联合企业和个体企业。”“由乡镇主办的企业”一词指的是归乡镇所有并管理的集体企业。该政策文件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企业均为私营企业：个人所有的企业或有多个股东的较大型企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中的标准企业”。官方对“乡镇企业”一词的使用具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它一直是既包括私营企业，也包括政府主办的企业。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认定该名称涉及到所有制。但中国官方却从地理含义上去理解它——位于乡镇的企业。中国农业部的记录证明，私人拥有并管理的企业实体在乡镇企业中占绝大部分。在1985年到2002年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数量于1986年达到顶峰，为173万家，而私营企业的数量却迅猛增长，从大约1050万家增加到超过2,000万家。换句话说，在改革时期，乡镇企业数量的增长完全归功于私营企业。到1990年，在改革的头 10年中，此类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占到了乡镇企业雇用劳动力总数的50%，而税后利润则占到了58%。

    对中国发展的真正源泉的思想混乱也搅乱了外国人对中国企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理解认知。人们常说，中国为全球竞争带来了新的企业模式，国家所有制与明智的运用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相结合，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源泉。计算机制造商联想公司就经常被赞颂为中国非传统商业环境中的一个杰作。

    但是，联想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其早期便在香港注册并在香港募集资本的能力，而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1984年，联想公司从中国科学院获得了第一笔启动资金，但其后所有重大投资的资金均来自于香港。 1988年，该公司从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技术公司获得了90万港币（11.6万美元）的投资，成立了合资公司，使联想能够将香港作为其法定的公司所在地。 1993年，香港联想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上市，集资1,200万美元。联想公司是香港基于市场的金融与法律体系的成功故事，而并非中国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的成功案例。

    当中国在汲取华尔街崩溃的教训，并准备应对全球经济低迷之时，它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去接受它已经发现了比自由市场更高效的发展模式的说法。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经验其实非常传统——基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金融。中国的经验为全世界提供了非常及时的提示：旨在鼓励这些力量发展的改革的确奏效。

作者简介：

黄亚生，麻省理工学院Sloan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创建并管理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和印度实验室，该实验室旨在帮助本土企业家提高管理技能。本文摘自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与国家》（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一书。

读后感：

    认真读了黄亚生教授《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该书讨论的问题发人深省。或许因为父母来自央企的原因，让我一直对国家办企业带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嗤之以鼻。看着整个国家经济越来越以央企为重，央企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为自己的员工带来丰厚的收入，人们又开始削尖脑袋钻进央企以求低风险高回报的铁饭碗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痛心疾首。

    我尝试说服自己，这只不过是一个过渡，因为中国现有的情况，要求我们通过这种经济形式培养起人们所谓“市场经济”的概念，防止自由经济带来的剧烈波动，以便今后真正市场经济的推广。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后，政府的态度，动摇了我的想法。

    我只想说，那么多老百姓，不可能人人进央企。他们需要自己的致富路。而在政治上，谁又代表他们呢？如果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只代表大型垄断企业利益的政党，一党制的政治体系又如何维系呢？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又从何谈起呢？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发布了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贸易差额等从不同角度反映需求变化情况的专业和部门统计指标（以下简称有关需求统计指标）增长率数据之后，一些境外媒体和评论人员对我国一季度GDP增长率与反映全部最终需求变化情况的支出法GDP增长率之间的匹配性提出质疑。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给予回答。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际惯例，无论是从生产角度还是从最终需求角度核算的GDP增长率，包括它们的构成指标增长率，都是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国家统计局遵从这一惯例，本文也不例外。一般情况下，我国官方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和贸易差额增长率都是名义增长率，有时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发布实际增长率。按照我国的习惯做法和针对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采用实际增长率，其他三个指标均采用名义增长率，。

　　我国的季度GDP核算是从生产角度，也就是从各个产业部门增加值的角度进行的核算。今年一季度核算的结果是，GDP增长6.1%，同比下降4.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下降2.9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1%，同比下降11.3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下降7.8个百分点。

　　由于我国尚未正式建立季度支出法GDP核算制度，人们往往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贸易差额等从不同角度反映需求情况的统计指标来观察季度最终需求的变化。这里的贸易差额指的是海关统计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从这些统计指标看，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8%，同比加快4.2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加快3.3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长34.8%，同比加快4.4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加快9.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增长53.6%，同比加快66.4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加快41个百分点。

　　从上述指标的数据看，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与有关需求统计指标增长率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反差：一是GDP增长率比较低，有关需求统计指标增长率比较高；二是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相比，GDP增长率是明显回落的，有关需求统计指标增长率是明显加快的。那么，一季度，全面反映最终需求变动情况的支出法GDP增长率是不是比较高，从而与从生产角度核算的GDP增长率形成较大的差距？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相比，支出法GDP增长率是不是明显加快的，从而与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恰好相反？

　　要准确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一是要揭示有关需求统计指标与支出法GDP的构成指标在内涵上的区别；二是要阐明一季度有关需求统计指标增长率与支出法GDP构成指标增长率在具体数据表现上的差别。

　　二、有关需求统计指标与支出法GDP构成指标在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支出法GDP是从最终需求，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角度核算GDP。在支出法GDP核算中，消费需求称为最终消费，投资需求称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需求称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等于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去货物和服务进口。

　　在季度经济分析中，人们经常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替代居民消费，用财政支出替代政府消费，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替代资本形成总额，用贸易差额替代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但是这些对应指标在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居民消费在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居民消费在内涵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既包括销售给农村和城镇居民住户的零售额，也包括销售给企业、事业、行政单位的零售额，后者不属于居民消费；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销售给城乡居民建房用的建筑材料，居民建房支出属于投资，居民建房购买的建筑材料是居民建房投资的构成部分，因而不属于居民消费；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包括教育、医疗、住房、文化、艺术、娱乐等服务，居民消费则包括对这些服务的消费。四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包括居民自产自用产品，例如农民自产自用的农牧产品，而居民消费则包括对这些产品的消费。

　　（二）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在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在内涵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支出包括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和经常性业务支出，政府消费只包括其中的经常性业务支出，不包括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二是政府消费包括政府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财政支出不包括这些固定资产折旧；

　　（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总额在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如前所述，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两部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是与其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对应的统计指标，但两者在内涵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购置费，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购置费，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包括这些费用。GDP是生产活动成果，不是生产活动成果不能计算到GDP中去。土地购置费是指通过划拨方式或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这种土地使用权不是生产活动的成果，所以资本形成总额不包括土地购置费。旧设备和旧建筑物虽然是生产活动成果，但是它们已经包括在前期或者当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不能重复计算。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镇和农村非农户50万元以下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这部分投资。三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矿藏勘探、计算机软件等无形生产资产方面的支出，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这方面的支出。就计算机软件来说，它和计算机硬件一样，能够在生产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相应的支出应当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四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屋销售收入和房屋建造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这部分差额。

　　（四）贸易差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海关统计的贸易差额与支出法GDP核算中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内涵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差额只包括货物贸易差额，不包括服务贸易差额，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既包括货物贸易差额，也包括服务贸易差额；二是贸易差额中的货物进口是按到岸价格计算的，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中的货物进口是按离岸价格计算的，货物到岸价格和离岸价格之间存在运输和保险费用等方面的差别；三是贸易差额是按美元计算的，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按人民币计算的。

　　三、今年一季度，支出法GDP构成指标增长率明显低于与有关需求统计指标增长率

　　（一）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明显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

　　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比，通过农村和城镇住户调查获得的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更接近于居民消费。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5.9%，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实际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现金支出实际增长9.3%。初步推算，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不到9%，明显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

　　（二）政府消费实际增长率远低于财政支出增长率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大幅度增加政府投资，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大幅度增加农业农村投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农业补贴；同时，努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开支，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因此，财政支出中的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增长幅度较大，经常性业务支出增长幅度较小。初步推算，政府消费实际增长率只有8%左右，远低于财政支出34.8%的增长率。

　　（三）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远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区别，虽然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8%，但初步推算，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只有24%左右，明显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除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外，资本形成总额还包括存货变动。去年年底以来，工业去库存化特点十分明显。受此影响，一季度全部存货变动大幅度下降，同比呈较大幅度负增长，从而大大抵消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的贡献，使得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只有7%左右，远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四）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实际增长率为较大幅度负数，与贸易差额增长率趋势相反

　　贸易差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内涵上的区别导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长率低于贸易差额增长率，一是因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1季度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上升了4.56%，导致今年一季度按人民币计算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相对减少，从而增长率相对缩小；二是因为我国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对货物贸易顺差增幅会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从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长率相对缩小。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即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价格的变化，导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实际增长率与贸易差额增长率形成较大的反差，因为贸易差额增长率是按当期价格计算的，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实际增长率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一季度出口价格指数下降0.1个百分点，基本持平，但进口价格指数却下降了14.2个百分点，所以剔除价格因素之后，今年一季度的不变价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将大幅度减少。因此，尽管按美元计算的贸易顺差名义增长53.6%，但按人民币计算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实际增长率却是较大幅度的负数，两者趋势完全相反。

　　三、支出法GDP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一致

　　由上述可知，尽管一季度有关需求统计指标增长率较高，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相比是明显加快的，但是，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明显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政府消费实际增长率远小于财政支出增长率，特别是存货变动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实际增长率呈较大幅度负数，对支出法GDP增长形成了负拉动，这决定了今年一季度支出法GDP增长率并不高，从而与从生产角度核算的GDP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同时，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相比，支出法GDP增长率是明显回落的，从而与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有关需求统计指标与支出法GDP构成指标在内涵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在增长率上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不能简单类比和推算，否则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读后感：

    统计数据太能忽悠人，消费拉动增长任重道远。

    在世伟的宿舍里，望着东边升起的那个红得发紫的太阳，眼眶中湿润着泪水，不知是因为彻夜不眠，还是因为那刀割般脆弱的心。

    我凝视着太阳，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那样，渴望这世界的万物之源，能把它那无穷的能量给予我一点，哪怕是一点点，去温暖又一次变得无助和破碎的心。

    太阳升起来了。一如既往，光芒万丈。那略微有些刺眼的阳光，让人充满了希望。我告诉自己，这是新的一天。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但是我早已忘记了上一次告诉自己开始新的生活的时间。我自以为幸福的迷失了。

    世伟开玩笑说：“你差不多经历了所有的分手原因了吧~”我说不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样。我自己都惊讶自己在上一次受伤那么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毫无保留的投入到这一次的感情中，结果落得个如此结局。

    脑子里闪过那句永远铭记在心的“打击中成长”。我微微的笑了。

    即使我失去了一切，我还拥有太阳，那个我知道总会在那里等着我，并为我注满希望的太阳，那个照耀着我，告诉我要坚强的站起来，去迎接新的生活的太阳。

    擦掉那苦涩的泪水，咬牙挺起疲倦的身体，让太阳赐予我力量和勇气，去开始这新的一天！